敕令上不仅准他们回乡，还特别注明：沿途驿站需提供便利，地方官不得以政务相扰，三年内不考核、不征召、不问责。简直是一张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状”。
“三年后，如果你们还想回朝为官。”刘混康最后说，“朕欢迎。但那时你们要带来的，不是更华丽的文采，而是更清澈的眼光，更实在的头脑，更懂得在‘道’与‘文’之间，何为根本，何为枝叶。”
雨停了。
一缕阳光破云而出，透过高窗射入殿内，正好照在御案上那堆奏折的顶端。金黄色的光斑在纸张上跳跃，像某种无声的嘲讽。
苏轼捧着敕令，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凤翔做签判时，自己写过一篇《凌虚台记》。其中有句：“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
那时他感叹的是楼台亭阁的变迁。
现在他明白了——废兴成毁的，何止是土木建筑。
一种为文的方式，一种为官的准则，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此刻正在这座大殿里，被一个道士出身的皇帝，用最不容置疑的方式，宣告终结。
四人退出垂拱殿时，雨后的汴梁城清新如洗。
苏轼站在汉白玉台阶上，回头望去。殿宇巍峨，飞檐上的鸱吻在阳光下闪着湿润的光。这个他曾经渴望在此施展抱负的地方，如今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将他“驱逐”。
但奇怪的是，心中没有愤懑，只有一种奇异的释然。
黄庭坚走到他身边，轻声问：“子瞻，我们……真的就这么走了？”
苏轼看着手中敕令上“三年自由”的字样，忽然笑了。
“鲁直，你可记得《庄子·逍遥游》里那句？”
“哪句？”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他望向南方，望向杭州的方向：“陛下给了我们一片‘无何有之乡’。是怨是幸，就看这三年的树木，能长成什么模样了。”
远处宫墙上，最后几滴雨水从琉璃瓦边缘坠落，在阳光下划出转瞬即逝的彩虹。
而在千里之外的澳洲红石山，新一批铁锭正被搬上商船。陈约翰在账本上记录着数字，精确到斤两；维吉尔在规划下个月的垦荒计划，精确到亩；阳娃在为矿工们谱写新歌，歌词直白如话：
“太阳出工我出工，一锤一锤敲矿石。
太阳落山我收工，一块一块铸铁锭。
老婆孩子等在家，热饭热汤暖心头。
明日还来山上干，这片土地是我家。”
没有典故，没有辞藻，甚至没有严格的格律。
但每个矿工都会唱，都喜欢唱。
因为他们听懂了。
而此刻，汴梁皇宫的文德殿里，刘混康正在批阅一份新的奏折——来自知杭州府沈括，关于钱塘江海塘修缮的方案。全文只有两页，全是数据和图示，最后一句话是：“此方案需银五万两，民夫三千，工期百日。妥否，请旨。”
刘混康提笔朱批：“准。即日动工，每月报进度。完工之日，朕要看实物，不听汇报。”
他放下笔，望向窗外。
雨后初晴的天空，蓝得透彻。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茅山修道时，师父说过：“最真的道理，往往最简单。简单到大多数人不敢相信，所以要用复杂包裹起来。”
如今，他正在做的，就是剥开这些复杂的包裹，让道理露出它本来的简单面目。
也许会被骂作粗鄙，被讥为不懂文雅。
但农田里的稻谷，不会因为辞藻华丽就多结穗；河堤上的石料，不会因为典故精妙就更坚固；边疆的将士，不会因为骈句工整就更勇猛。
而一个国家要活下去，要活得好，最终靠的不是文章，是粮食，是钢铁，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殿外传来更漏声。
刘混康收回目光，翻开下一份奏折。
工作还要继续。
而改革，从来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画。
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改，一件事一件事地做。
直到某一天，人们突然发现：世界，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