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哥在亲卫的死战保护下，仅以身免，狼狈不堪地逃出巴黎，其苦心经营的“草原化”政策与帝国美梦，在短短数日内便土崩瓦解。罗马驻军亦被尽数驱逐。
兵锋过后，便是秩序与文明的重建。伽尔巴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亲自踏入那座已被改为大黑天寺的巴黎圣母院。他下令撤除所有密教装饰与佛像，以清水冲刷殿宇，请回被流放的教皇尤金三世。当十字架重新安放在圣坛之上，当格里高利圣咏再次回荡在哥特式的穹顶之下，无数巴黎市民匍匐在地，泣不成声。这不仅是一座建筑的回归，更是一种文明符号与精神信仰的复兴。
与此同时，伽尔巴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深知大宋在此地的存在与影响力不容忽视，也明白与其为敌不如为友。他郑重邀请一直置身事外、静观其变的大宋太子赵桓，进行平等谈判。
在巴黎市政厅（原蒙古总督府），双方签署了影响深远的 《巴黎协议》 。协议规定：
1. 蒙古势力被彻底驱逐出法兰西岛，罗马承认伽尔巴与高卢联军光复法兰西岛的既成事实。
2. 法兰西岛由伽尔巴代表的高卢-日耳曼联军与赵桓代表的大宋帝国共治。伽尔巴负责军事防御与内部行政，大宋享有自由贸易、合法居留与设立商馆的特权，并在重大事务上拥有咨议之权。
3. 双方共同保障巴黎圣母院及其他宗教场所的信仰自由与安全，尊重教皇的宗教地位。
这份协议，标志着法兰西岛乃至西欧权力格局的剧变。一个由本地军事强权与东方大国共同主导的新模式就此诞生，既摆脱了罗马的单一控制，也避免了蒙古式的野蛮压迫。伽尔巴凭借其战略眼光与政治手腕，不仅光复了故土，更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强大而稳定的盟友。赵桓则为大宋在西方赢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支点与平等伙伴。
巴黎的天空下，硝烟散尽，圣院的钟声再次为和平与新的秩序而鸣响。伽尔巴的鹰旗与赵桓的王旗，在塞纳河畔并肩飘扬，预示着一个充满未知与可能性的新时代，已然揭开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