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大融合，重道轻器”的国策虽定，但宋徽宗与朝中重臣深知，过于安逸的内部环境，长久以往必将消磨民气，与那旨在磨练意志、契合能量网的深层目标背道而驰。尤其是融合了铁木真那股不安分的“英雄气”之后，一种开拓与征服的本能，仍在帝国血脉中隐隐鼓荡。于是，一项与“限制科技”看似相悖，实则意在锤炼精神的政策应运而生：大力鼓励，乃至以政策驱动百姓向地广人稀、环境艰苦的西北地区迁徙、开荒，建立新的城市。
诏书以充满诱惑与使命感的口吻颁布：“西北之地，广袤无垠，沃野千里，待英雄儿女执耒而开！凡愿徙边者，授田倍于内地，永免三代赋税！能聚民成邑，开辟新城者，首领授世袭官职，名载史册！此非徒为谋生，实乃为国家拓土固疆，为子孙开万世基业！”
一、 西出阳关的洪流
政策一出，结合着中原地区日益加剧的人地矛盾，立刻在帝国内部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求生者的希望：无数失去土地或难以维生的贫苦农民，看着那“倍田”、“免赋”的承诺，眼中燃起了希望。他们收拾起简陋的家当，推着独轮车，告别故土，组成庞大的流民队伍，如同决堤的洪水，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向着传说中“风吹石头跑，遍地是黄金”的西北艰难进发。
冒险家的乐园：一些在内地郁郁不得志的士子、破落商户、乃至渴望凭借军功之外途径获取地位的归化族人，也将此视为跨越阶层的捷径。他们带着微薄的资本、一腔热血或精明的算计，加入了迁徙的队伍，梦想着在荒野中成为一方城主或商业巨贾。
罪徒与浪人的救赎：朝廷亦将大量非重刑犯的囚徒、以及海东省那些依旧“难以管教”的浪人武士，编为“屯垦营”，发配西北，许以“垦荒赎罪，立功授田”。对他们而言，西北既是牢笼，也是一线生机。
二、 血汗铸就的边城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极其骨感。等待这些开拓者的，绝非诏书中所描绘的田园牧歌。
严酷的自然环境：西北的戈壁与荒漠，昼夜温差极大，水源稀缺，狂风卷着砂石能剥掉树皮。初来者首先要面对的是生存挑战。挖掘深井往往十井九枯，找到的水源也多为苦咸。毒辣的日头与骤降的寒夜，轻易便能夺走体弱者的生命。最初的定居点周围，新坟累累。
匮乏的资源与技术限制：朝廷虽承诺支持，但限于“重道轻器”的国策，提供的工具多为传统农具，先进的工程机械与水利技术被严格管控。开垦坚硬的土地、修建引水渠，几乎全靠人力与畜力，进度缓慢，伤亡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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