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儒家，自孔子“仁者爱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直至朱熹“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其核心始终是 “人参天地”——承认并极度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通过道德修养、知识学习、制度建设（礼乐刑政）来“赞天地之化育”，建立一个合乎“仁”与“义”的秩序，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偶然”的伤害，扩大“必然”的福祉。
刘混康于深夜的御书房内，面对堆积如山的奏章，喃喃自语：“以往，吾只道‘清静无为’是顺应天道。如今方知，对于这沉浮于尘世苦海中的众生而言，儒门‘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襟怀，方是真正的大慈悲，是对天道生生不息之德最有力的回应！”
四、 践行的新途：理在气先，教化为本
思想的转变，立刻体现在他的施政方针上。
他不再仅仅通过能量网被动感应德行高低来选拔官员，而是大力推动朱熹等人，将理学精义与能量修行结合，编纂《德能修养指南》，在全国官学推行，系统地、主动地培养官员的德行与能力。
他高度重视财富分配问题，运用摄政之权，改革税制，抑制兼并，将更多资源投向教育、医疗、基础建设等能产生“精神财富”和保障基本民生（减少偶然性伤害）的领域。他甚至尝试引导能量网，使其对从事教育、科技、慈善等事业者，给予更积极的反馈。
在给朝霞城的谕令中，他特别强调：“新城之试验，不仅在于以能量选贤，更在于构建一个能让德行者顺畅施展、让学习者安心进益、让创造者获得尊重的制度环境。此乃将精神财富之‘必然性’转化为现实福祉之关键。”
一日，他与朱熹论道，坦然言及自身转变：“朱子，往日吾执于‘气’之本源，以为理在气中。今观之，于人间世，‘理’（道德、秩序、知识）实则应为先导，用以驾驭、疏导‘气’（能量、资源、欲望）之流行。 不明此理，则能量愈强，其为祸愈烈；不明此理，则财富愈多，其滋奢愈甚。儒家教化，正是立此‘理’之根本。”
朱熹闻之，肃然起敬：“摄政王由道入儒，非弃道也，乃是以儒行践道体，以人道弘天道。此乃‘极高明而道中庸’之真义！”
刘混康的思想转变，标志着他从一个观察天道、超然物外的修道者，真正转变为一个心系苍生、积极入世的治理者。他依然能调动无无能量网与深红真罡的浩瀚伟力，但此刻，这股力量被他赋予了新的使命——不再是追求个人的羽化飞升，而是为了在充满偶然性的物质世界里，为亿万生灵，铺就一条通往精神富足、生命尊严的“必然”之路。这条路，或许正是“内圣外王”理念，在能量觉醒时代最深刻的实践与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