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勤侦查和信息挖掘工作同步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几天下来，大量的信息反馈回指挥中心。
对那份48人重点名单的核查遇到了各种情况：有的人早已去世，有的人案发时在外地参军或服刑，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还有不少人经过细致走访，其性格、行为模式与侧写存在较大出入，嫌疑被逐步排除。
名单上的人员在一个个减少，但那个最关键的“他”，似乎依然隐藏在剩余的迷雾之中。
与此同时，对那个从内蒙方向反馈回来的“冯卫东”的调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技术团队通过数据挖掘，在一份模糊的九十年代初期的劳务输出登记表存根上，找到了冯卫东的名字，记录显示他曾在92年至94年间，在山西大同某个小煤矿打过工。而大同，恰恰处于系列案件发生的地理辐射圈内！
更重要的是，侦查员在冯卫东的原籍村庄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走访。一位与他家关系不远不近的邻居老人，在侦查员耐心引导下，回忆起一个细节：
“卫东那孩子，走了也好……他走了之后，他家老二（指冯卫东）那间屋子，他娘收拾了好几天。后来有一次闲聊，他娘好像无意中念叨过一句，说卫东这孩子，心思重，走了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留，就扔下几件破工装，还有……好像还有个绿色的搪瓷缸子，磕掉了一块瓷，他娘嫌晦气，给扔了。”
绿色的搪瓷缸子！磕掉了一块瓷！
这个细节看似微不足道，却让陆野和老陈瞬间警觉起来。在“青纱帐恶魔”系列案中，至少有两起案件的现场勘查笔录里提到，在距离中心现场不远的地方，发现过类似的丢弃物——旧的搪瓷缸子，但因为当时无法关联到嫌疑人，都只作为一般现场物品处理，并未引起高度重视。
“立刻联系当年负责那两起现场勘查的退休老同志，以及物证保管单位！核实那两个搪瓷缸子的具体特征，尤其是是否有磕碰破损的细节！想办法找到实物或者清晰照片！”陆野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
另一方面，对冯卫东94年离开煤矿后的去向追踪陷入了困境。他似乎刻意隐藏了自己的行踪，没有使用身份证购买长途车票的记录，也没有在主要的劳务市场留下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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