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年末的巴县，空气中还裹挟着料峭寒意，黑石砭的炮声却已隆隆响起，宣告着“文仁碎石厂”的正式开工。
文云仁几乎吃住都在山上，带着一帮兄弟，靠着那台拼凑起来的“文氏一号”，硬是把灰白色的石头变成了炙手可热的碎石料。
订单确实如雪片般飞来，县建材公司的采购员、各公社修路队的负责人、乃至周边开始建房的农户，都寻上了这处新开的石场。
然而，繁荣的表象下，是文云仁日渐沉重的步履。
出货单越积越厚，但他口袋里实实在在的票子却不见增多。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盖着各单位鲜红印章的“欠款凭据”——白条。
“文老板，你是懂行的，现在哪个单位不缺流动资金？你这碎石是刚需，跑不了的，等上头拨款下来，第一个给你结！”
县建材公司的股长拍着胸脯，递过来的却是一张写着数字的纸条。
“云仁同志，公社修这条路是民生工程，你先支持一下，垫付着，完工了一起算，少不了你的！”公社干部的话说得滴水不漏，留下的依然是一纸承诺。
甚至一些相熟的私人包工头，也赊着脸：“文大哥，手头紧，这车料先记上，下次一定给现钱！”
文云仁的账本上，应收款项的数字不断攀升，但现实的现金流却濒临枯竭。
柴油要钱，工人的工资不能一直拖（都是乡里乡亲，文云仁拉不下脸），机器坏了换个零件更要现钱。
他每晚在煤油灯下翻看那一沓沓白条，眉头拧成了死疙瘩。
烟抽得越来越凶，人也越发沉默。他第一次深切体会到，这开山劈石的力气活，远不如应对这无形的“白条江湖”来得心累。
这一切，都被那个穿着鹅牌羽绒服（在灰扑扑的乡村格外扎眼）、蹬着简陋滑滑车的小人儿肖镇，敏锐地捕捉到了。
他看似无忧无虑地在院子里滑行，小脑袋里却在飞速运转。上辈子那些关于“三角债”拖垮无数乡镇企业的模糊记忆，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大舅是个实干家，但面对这种体制性的拖欠，硬碰硬只会头破血流。
必须想个奇招，一个能让那些打官腔、摆困难的“债主”们不得不迅速掏钱，又无法发作的法子，而且必须一劳永逸。
如果巴县待不下去，也只有去表叔任职的沙坪坝去歌乐山寻摸着去重新开始了。
契机出现在一天下午，他滑着车经过堂屋，目光定格在墙上最显眼位置那两块用红绸衬底、擦拭得一尘不染的木匾上——那是他父亲肖正堂在部队荣立的“二等功”和“特等功”荣誉象征。
在这个崇尚英雄、军属地位崇高的年代，这两块匾额不仅是家庭荣耀，更是一种无形的、强大的政治资本和道德护身符。
一个大胆的计划瞬间划过肖镇的脑海！利用孩童的天真无知作为“保护色”，用这分量极重的功勋匾额作为“王牌”，去导演一场看似胡闹、实则直插要害的讨债行动。
这招风险极大，但或许是打破僵局唯一有效的办法。
腊月二十三，小年。年关逼近，债主上门催讨欠薪（文云仁欠着工人的），文云仁急得嘴角起泡，四处筹钱却收获甚微。肖镇觉得，不能再等了。
他先是发动“萌娃”攻势，缠着最疼他的外公文大路，用小手指着墙上的匾额，咿咿呀呀：“外外……爸爸……牌牌……想……抱抱……” 文大路只当孩子思念父亲，心一软，小心翼翼地将两块沉甸甸的匾额取了下来。
肖镇立刻像抱着宝贝一样搂住，任谁要都不撒手。
接着，他找到了村里的孩子头——九岁的黑娃和八岁的毛妹。他还不能找文明表哥这种初中生少年，他觉得太大了不好收场。
他用攒下的水果糖和“干大事”的兴奋感作为动员令，用仅有的词汇量连比带划：“黑娃哥……厉害……带大家……去……要钱钱……买糖……”
“毛妹姐……举高高……爸爸……打坏蛋……牌牌……”
核心意思被孩子们理解成了：跟着镇娃子，去那些“说话不算数”的大单位门口，举着他爸爸的英雄牌牌“耍”一圈，就能帮文大伯要到钱，还能有糖吃，好玩又光荣！
很快，一支由二十多个半大孩子组成的“特别行动队”悄无声息地集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