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那我明天就去镇上汇款！”文大路撂下电话，连夜和老伴张艳梅一起，再次小心翼翼地启开了那个隐秘的钱窖。二十万现金，被分成几个包裹，由文云仁亲自护送，通过邮局电汇到了深圳。
这笔巨款的流动，在那个年代，本身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文云义拿着这笔“巨款”，手心都在出汗。
他在刘家大哥的陪同下，奔走于深圳、东莞的机械厂和二手车市场，最终敲定了三套大型机制砖瓦设备和五辆保养尚可的二手日本五十铃卡车。
他牢记“绝对控股”的原则，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回村后如何说服生产队干部和乡亲们入股。
文云淑则也开始行动，她用两万元现金，通过刘家的关系，下了一万条香港品牌牛仔裤的订单。
当她摸着那厚实、靛蓝、带着铜钉和时髦商标的布料时，一个以服装批发为核心的新事业蓝图，在她心中清晰起来。她对二哥说：“十六万算我借你的，砖瓦厂赚了钱慢慢还。这牛仔裤，我自己闯。”
………………
当他们带着设备提货单、牛仔裤样品、几大箱给家人买的“洋货”以及肖镇那宝贝书箱，乘坐伊尔-18飞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时，一路的颠簸和疲惫都被巨大的兴奋取代。
文云义看着舷窗下渐渐清晰的家乡山水，感觉自己仿佛脱胎换骨。
而此刻，远在春城的肖正堂，正对着一张汇款单和两沓厚厚的现金发呆。
文云淑临走前塞给他的两万元，像一块烫手的山芋，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作为军人的奉献与作为丈夫、父亲的“缺席”。
他几次打电话回文家湾，老丈人都只说云淑和云义带着镇娃子出去“考察”了，直到十二月四号那个电话，他才得知真相——他们不仅去了深圳，还干了这么大一票，而且是坐飞机回来的！
震惊之余，更多的是对妻子胆识的钦佩和难以言喻的牵挂。
电话里，文云淑的声音带着南国阳光的气息：“正堂，老家风头好像过了。我弄了一批牛仔裤，想在解放碑、朝天门试试水。”
肖正堂立刻想起一位重庆籍战友提起过，其亲戚在市日杂公司，朝天门码头有旧仓库闲置。
军人的效率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二天，他就通过层层关系，将意向传递了过去。
第三天，文云仁开着那辆新置办的、右舵的二手丰田面包车（这本身在重庆就是一道风景），载着妹妹直奔朝天门。
那封皱巴巴但公章清晰的部队介绍信，再次发挥了“敲门砖”的作用。
日杂公司的负责人看着这两个来自县城的兄妹，尤其是文云淑那与农村妇女截然不同的精干气质和坚定的眼神，又瞥了一眼介绍信上那个令人敬畏的部队番号，态度客气了不少。
经过一番实地查看和讨价还价，最终以“支持军属、搞活经济”的名义，达成了协议：文家湾村农民服务社以每年一千五百元的象征性租金，租下两个总面积两千四百平米、破旧不堪但位置极佳的大仓库，维修自理。
紧接着，文云淑抛出了从深圳学来的核心策略——“挂靠”。
她提出，希望个人经营的服装生意，能挂在日杂公司“第三产业”的名下，并主动报出了每年三万九千元的挂靠管理费。
这个数字让日杂公司的领导倒吸一口凉气，这几乎相当于他们几十号员工小半年的工资总额了！
在八十年代初，这是一笔无法拒绝的巨款，既能解决公司经费不足的窘境，又是“支持改革”的政绩。一番内部讨论后，协议达成。
当文云淑在那份盖着鲜红公章的挂靠协议上签下自己名字时，她知道，她不仅租下了一个物理空间，更买到了一张在这个混沌初开的商业世界里，至关重要的“护身符”。
她站在空旷、布满蛛网、却仿佛能听到未来财富涌动的仓库中央，对大哥文云仁说：“哥，找人，尽快把这里收拾出来。
以后，这里就是我们文家，在重庆城里的新码头！”
而此刻，被妈妈牵着小手的肖镇，仰头看着高耸的仓库穹顶，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模仿着港剧里的腔调，奶声奶气地说：“老妈，呢个‘国资’牌头，掂啊！（老妈，这个‘国资’牌子，厉害啊！）”
一场从南方特区汲取能量，在西部山城落地生根的商业进军，即将在这片古老的码头区域，轰轰烈烈地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