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军工车间，空气中弥漫着火药与金属混合的气息，铁锤敲打模具的叮当声、车床转动的嗡鸣声此起彼伏。弹药区的生产节奏比往日稍缓，工人们趁着这短暂的间隙整理设备、清点库存。陈婉儿刚检查完一批新制的掷弹筒榴弹，额角沁着细汗，便从门卫手中接过一封从前线寄来的信。信封泛黄，边角磨损，上面沾着泥土与血迹，显然是历经长途跋涉才送达。她拆开信，是三营卫生员写的，字迹潦草却字字泣血：“……近期战斗频繁，伤员数量激增，但战地急救物资严重短缺。很多战士因失血过多或伤口感染而牺牲，有的伤口溃烂发黑，连止血带都没有，只能用破布勒住大腿……若能补充急救包，定能挽救更多战友的生命……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兄弟们倒在本可避免的伤痛中……”
陈婉儿握着信纸，手指微微颤抖，纸页几乎要从指间滑落。她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几个月前去前线慰问时的场景——那是在一处山坳里的临时战地医院，帐篷低矮潮湿，伤员们躺在草席上，呻吟声此起彼伏。一个年轻战士右臂中弹，血流如注，卫生员只能用一条脏污的布条紧紧缠住伤口，可鲜血很快浸透了布条，顺着指尖滴落。另一个战士的腿部被弹片划开一道深口，伤口已开始化脓，却因没有磺胺粉消毒，只能咬牙硬撑，眼神里满是痛苦与绝望。那一刻，她站在帐篷外，心如刀割。她意识到，作为军工车间的一份子，自己不仅要为前线生产武器弹药，更要为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战士提供救命的物资。守护生命，同样是抗战的一部分，甚至更为紧迫。
“必须制作一批战地急救包！”陈婉儿猛地睁开眼，眼神坚定如铁。她顾不上擦汗，立刻穿过车间，找到车间主任李铮。她将信递过去，声音微颤却掷地有声：“李主任，前线的战士在流血，他们在等我们！我们不能只造炮弹，也要造‘救命包’！”
李铮看完信，眉头紧锁，久久未语。他踱步到窗前，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良久才转身，目光如炬：“你说得对。急救包是战士们的‘第二生命’，是他们在战场上最后的希望。我们不能让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倒下后，还因缺乏救治而失去生命。你需要什么材料，尽管列出来，我立刻协调根据地的供销社、卫生所，甚至向邻区求援——全力支持你！”
得到李铮的全力支持，陈婉儿没有片刻耽搁。她立刻前往根据地卫生所，向经验丰富的王医生请教战地急救包的配置标准。王医生戴着老花镜，一边翻阅医书，一边详细讲解：“一个基础急救包，必须能应对止血、消毒、包扎三大需求。核心物品包括：止血带、磺胺粉、绷带、消毒纱布、镊子、剪刀，最好再加一小瓶碘酒和几片止痛片。这些东西，哪怕只是基础配置，也能在黄金救援时间内保住性命。”
陈婉儿认真记录，反复确认每一样物品的规格与用量。回到车间后，她立即制定出急救包清单，并着手筹备材料。止血带可用厚实耐磨的帆布裁制，由缝纫组负责；磺胺粉需从卫生所调拨，极为稀缺；绷带和消毒纱布可用医用纱布裁剪，但库存不足；镊子和剪刀则需零件加工区用铁片手工锻造，再由女工打磨开刃。
然而，材料筹备之路困难重重。卫生所的磺胺粉本就紧张，仅能调拨出300份的量；医用纱布也告急，只能用普通粗纱布代替。陈婉儿没有退缩，她亲自赶到卫生所，与王医生彻夜长谈，说明前线的紧迫情况，最终争取到500份磺胺粉的配额——这是卫生所几乎一半的库存。她动情地说：“医生，这些药粉不是用在手术台上，而是用在战场上，是战士们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王医生深受感动，不仅批准了物资，还主动派出两名护士协助培训女工如何正确使用急救包。
与此同时，陈婉儿带领女工们开始处理替代纱布。她们将粗纱布裁成统一尺寸，用大铁锅煮沸消毒，再铺在干净的竹席上晾晒。夏日阳光炽烈，她们轮流守在晒场，防止灰尘污染。李小花一边翻动纱布，一边说：“这些布，将来要包扎战士的伤口，不能有半点马虎。”王大姐则细心地将每块纱布叠成八折方块，整齐码放，她说：“叠得整齐，用的时候才不会乱，能抢时间。”
材料齐备后，陈婉儿从弹药组抽调了10名心灵手巧的女工，成立了“战地急救包突击小组”。她将制作流程细分为三个环节：裁剪缝制布袋、分装急救物品、密封包装。每个环节都制定了严格标准，确保500个急救包完全一致。
第一环节是裁剪缝制布袋。陈婉儿选用军用帆布，坚韧耐磨，裁成30cmx25cm的长方形，对折后缝合三边，留一开口，再在开口处缝上麻绳，便于扎紧。女工们都是缝纫好手，飞针走线，不到一天，500个布袋便整齐排列在长桌上，像一排排待命的士兵。
第二环节是分装物品，最为关键。陈婉儿亲自监督，将任务细化到人：李小花负责分装磺胺粉，她用小天平称量，每包严格控制在5克，小心翼翼地包好，生怕洒出一粒；王大姐负责折叠绷带与纱布，叠得方正整齐，展开即用；小刘则负责将手工锻造的镊子、剪刀、止血带逐一放入布袋。陈婉儿逐个检查，确保每包物品齐全、数量准确。她反复强调：“少一克药，少一块纱布，都可能让一个战士失去生命。我们手中的不是包裹，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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