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太行山脉，寒意渐浓，山风如刀，割面生疼。清晨的雾气终日不散，缠绕在山谷之间，仿佛一层灰白的纱幕，将连绵的山林与隐蔽的沟壑尽数笼罩。在这片被战火反复灼烧的土地上，军工车间的炉火依旧不熄，机器轰鸣声穿透晨雾，轻机枪与掷弹筒的生产正有条不紊地推进。新毕业的技工们穿着崭新的工装，跟在老工人身后，一边记录操作要领，一边动手实践，车间里洋溢着一股新生的力量与希望。
然而，李铮却无法轻松。他站在车间外的高坡上，望着远处蜿蜒的山路，眉头紧锁。往年的这个时候，日军早已开始大规模“扫荡”，炮火声时常震彻山谷。可今年，太安静了。没有大规模调动的迹象，没有侦察机的盘旋，甚至连边境的哨所都报告“一切正常”。可正是这份反常的宁静，像一块巨石压在他心头——他太了解敌人了，平静的背后，往往酝酿着更阴险的杀机。
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侦察兵小张便冒着刺骨寒风，翻山越岭，气喘吁吁地冲进车间，手中紧攥着一封被油纸包裹的紧急情报。他的眉毛上结着霜，声音因奔跑而颤抖：“李主任！张营长让我立刻把这份情报交给你！十万火急！”
李铮接过情报，手指微微发紧。他迅速拆开油纸，展开电文，目光如炬地扫过每一行字。情报内容令人震惊：日军指挥官坂田信哲已彻底放弃过去“全面扫荡”的战术，转而实施一种全新的“小股多批”袭扰策略。他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成10至20人不等的小股分队，伪装成当地百姓、商旅，甚至模仿八路军游击队的装束与行动方式，悄然潜入根据地腹地。他们的任务不再是正面强攻，而是精准破坏——重点目标是交通线、煤矿、铁矿、弹药库和军工生产设施。其目的明确：切断后勤命脉，瘫痪生产体系，从内部瓦解根据地的抗战能力。
“不好！”李铮猛地站起身，脸色骤变，声音低沉而急促，“这招太毒了！小股部队目标小，行动快，伪装性强，极易混入我方防线。他们不求决战，只求破坏，打完就撤，让我们防不胜防！一旦让他们摸到车间附近，哪怕只炸毁一台机床，都会影响整条生产线！”
他立刻下令召集张大山、吴天浩、徐小眼、刘满仓等骨干人员，在车间最深处的防空洞内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防空洞内灯光昏黄，墙壁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根据地地形图，众人围立四周，神情凝重。
“坂田这招，确实阴险。”张大山用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几条山路，“我们过去防的是大军压境，主力都部署在外围防线，设伏、布雷、建哨所，可现在敌人化整为零，像毒蛇一样钻缝隙，从山脊、密林、小道渗进来，我们的防线再密也挡不住这种‘蚂蚁啃骨’式的渗透。”
刘满仓紧握拳头，声音低沉：“更麻烦的是，咱们的煤矿在黑石沟，铁矿在鹰嘴崖，都在偏远山区，守卫力量薄弱。矿工们大多是半工半农，武器也不足。一旦被日军突袭，炸了井口或毁了矿道，炼钢的原料就断了，车间就得停工。交通线要是被切断，前线的弹药补给也会中断，战士们拿什么打仗？”
吴天浩推了推眼镜，冷静分析：“日军这次是动了脑筋。他们吃过大扫荡的亏，知道正面强攻代价高、收获小。现在改打‘消耗战’，专挑软肋下手。我们必须改变思路——不能再只靠固守，而要主动防御，建立‘预警—反应—反击’的联动机制。”
李铮站起身，目光扫过众人，语气坚定如铁：“时间不等人。我们必须立刻行动！第一，加强外围侦察。张大山，你立刻组织精锐侦察组，24小时轮班，在所有可能的渗透路径设哨巡逻，尤其是夜间和雾天；第二，刘满仓，你负责组织民兵和运输队，对交通线进行全面排查，在桥梁、隧道、陡坡等关键点设立观察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通报；第三，吴天浩，你协助我整顿车间防御，成立自卫队，由徐小眼任队长，组织新老工人进行军事训练，学习近战、夜战、反击战术；第四，立即向总部发电，请求增派兵力，支援重点矿区和交通节点。”
会议结束，命令迅速传达。张大山从守卫部队中抽调20名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五支侦察小队，分散到根据地西部、北部的七个主要山口，携带望远镜、信号弹和短波电台，实行“三班倒”巡逻制。他们白天隐蔽潜伏，夜间加强警戒，连山间野兔的动静都不放过。
刘满仓则带领运输队和民兵，对长达三十余里的运输线展开拉网式排查。他们在三座桥梁下埋设了简易地雷，在两处陡坡设置了滚木礌石陷阱，并在五个制高点搭建了了望塔，每塔配备两名哨兵，昼夜值守。同时，他赶赴黑石沟煤矿，组织矿工成立自卫队，发放步枪、手榴弹，进行简单战术训练，甚至在矿井口堆砌沙袋工事，准备巷战。
李铮亲自带领车间工人和新技工，组建了三十余人的车间自卫队。每天清晨和傍晚，他们都在空地上进行操练：徐小眼教他们如何持枪隐蔽、如何识别伪装、如何在遭遇敌袭时迅速集结反击。新技工们虽无实战经验，但个个斗志昂扬。一名刚满十八岁的技工说：“我学了三个月车床，就是为了造枪打鬼子，现在敌人想来破坏，我们绝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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