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城的秋阳透过梧桐叶隙，在青石板路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城南的“劝学巷”里，一家不起眼的“识字堂”刚挂起木牌，堂内几张旧案几整齐排列，墙上贴着用灵墨书写的“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字，字迹温润，却在秦法统的威压下显得有些黯淡。堂主是个自称“孔先生”的老者，身着洗得发白的素色儒袍，正对着寥寥数名孩童讲解《诗经》，声音温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压抑——没人知道，这位“孔先生”正是孔子后裔孔鲋，秦法焚书、儒家失势后，他带着一批不愿屈服的儒家修士隐入民间，以讲学为名，悄悄延续着儒家的火种，也暗藏着对秦法的无声反抗。
儒士失势心不甘
秦法统的日益稳固，对儒家而言却是步步紧逼的寒冬。焚书令烧毁了儒家大半典籍，法道学院的扩招让学子们更愿学法而非习儒，连列国变法都以秦法为纲，儒家“仁政”“礼乐”的理念渐渐被边缘化。泰山法统之争中，儒家虽曾参与辩论，却因拿不出实际成效，终究抵不过秦法“灵脉均分配”“修士同罪罚”的硬核优势；镇灵塔建成后，灵田增产、修士进阶的实效，更让“秦法酷苛”的指责失去了市场。
“嬴政以法统压文脉，以酷法代仁政，长此以往，天下只知有法，不知有礼！”在咸阳城郊一处隐秘的废弃书院里，孔鲋正与几名核心儒家修士密谈。书院的残垣断壁上，还留着秦法焚书时的焦痕，墙角的青铜灯散发着微弱的黄光，照亮修士们凝重的脸庞。他们中有曾在稷下学宫讲学的大儒，有传承儒家秘典的世家子弟，还有不满秦法“重法轻儒”的年轻修士，共同点是对秦法的“不仁”深恶痛绝。
“秦法说‘修士犯法与庶民同罪’，看似公平，实则酷苛！连坐之刑株连无辜，军功爵制鼓励杀伐，这哪里是仁政？”修士颜回（孔子弟子后裔）激动地拍着案几，案上的《论语》竹简被震得作响，“他们毁我典籍，禁我讲学，如今连百姓都只知‘法’而不知‘礼’，再不出手，儒家真要亡了！”
孔鲋抚摸着怀中的《尚书》孤本，眼中闪过挣扎与决绝：“硬抗无益，吕不韦叛乱、仙门破法皆已失败，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当隐于民间，以讲学传思想，以着述存文脉，让天下知儒家未绝，仁政可期。”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我们要编一部书，明儒家义理，批秦法之失，藏于民间，待时而发！”
这个提议得到一致赞同。修士们分头行动：擅长典籍的整理儒家残篇，熟悉民间的寻找隐秘讲学点，精通术法的则布下“隐灵阵”，确保密谈与着述不被法家修士发现。他们知道，这是儒家最后的挣扎，若连思想传承都断绝，儒家便真的成了历史尘埃。
隐姓埋名潜民间
儒家修士的隐匿行动极为谨慎，他们借鉴了仙门“隐灵诀”的术法，却更注重融入市井。孔鲋化名“孔先生”，在咸阳劝学巷开起识字堂，表面教孩童读写算术，实则筛选可塑之才，悄悄传授儒家经典；颜回扮作游医，背着药箱走街串巷，在问诊间隙讲述“仁义”故事，借机了解民间对秦法的看法；年轻修士曾参则化身货郎，挑着笔墨纸砚穿梭于乡镇，将儒家残篇抄本夹在寻常书籍中传播。
他们选择的讲学地点多是秦法监控相对薄弱的偏远乡村或城镇角落。在关中某村的破庙里，孔鲋每月月圆之夜会偷偷开课，听众多是对秦法“严苛”略有不满的老秀才、旧贵族后裔，他用“灵墨隐文”在地上书写，讲“苛政猛于虎”，暗指秦法；在陇西某镇的茶馆里，颜回借“说书评书”之名，讲尧舜禹的仁政故事，对比秦法的“连坐之酷”，听众起初觉得新鲜，听多了却渐渐乏味——他们更关心灵田收成与镇灵塔的灵气。
为躲避法家监控，儒家修士练就了“见机行事”的本领。若有法家修士或官吏靠近，他们立刻转换话题，讲农事、说杂谈，用“易容符”（简单的奇门幻术）改变容貌，甚至能在关键时刻用“散灵术”暂时收敛儒家灵力，避免被“测灵阵”发现。在咸阳城一次突查中，孔鲋的识字堂被官吏盘问，他从容出示官府登记的“教化许可”（秦法允许基础识字教学），指着孩童的算术作业本笑道：“不过教娃娃认数记账，助他们灵田收成核算，也算助秦法一臂之力。”官吏查无实据，只能离去。
他们的生活清苦却执着。孔鲋变卖了祖传的玉佩，才凑够识字堂的租金；颜回的药箱里多是寻常草药，仅够维持生计；曾参挑着货郎担走坏了数双草鞋，脚底磨出血泡。支撑他们的，是“保存文脉”的信念，是对秦法“不仁”的愤懑，也是一丝“终有一日儒家复兴”的幻想。
然而，民间的现实远比他们想象的残酷。百姓们忙于耕种灵田、修炼术法，对“仁义礼乐”兴趣寥寥；年轻修士更愿去法道学院学“法魂术”，而非啃晦涩的儒家典籍；连旧贵族后裔，也多因秦法“按功分配灵脉”而态度转变，觉得“秦法虽严，却比旧制公平”。儒家修士的讲学，往往听者寥寥，有时甚至要靠赠送笔墨纸砚才能吸引几人。
秘编典籍批秦法
在隐民间讲学的同时，孔鲋等人开始秘密编写《孔丛子》。这部书以孔子及其后裔的言行录为幌子，实则暗藏对秦法的批判与儒家理念的坚守。编写地点选在咸阳城外一处废弃的“孔子旧宅”地下密室，密室用奇门遁甲“土遁阵”隐藏，入口伪装成枯井，井壁设有“声控符”，只有特定的儒家口令才能开启，安全性极高。
密室里，烛光摇曳，几名核心修士围坐案前，分工协作：孔鲋负责定稿，颜回整理儒家义理，曾参誊抄校对，还有擅长术法的修士在四周布下“隐文阵”——这种阵法能让文字在非儒家修士眼中显现为寻常典籍，只有用“儒家灵血”涂抹才能看到真义，是保护文稿的关键。
《孔丛子》的内容精心设计，明面上是“孔子曰”“子思言”，讲“仁政爱民”“礼乐治国”；暗地里却借古讽今，批判秦法。在“刑论篇”中，他们写道：“刑者，辅仁之具，非主政之本。若刑过苛，株连无辜，则失民心，虽暂强，终难久。”明指秦法连坐之刑；在“政理篇”中，他们对比“圣王之治”与“霸者之治”，称“圣王以德化人，霸者以刑威人，秦之法，霸术也，非王道”，暗讽嬴政“霸道治国”。
为增强说服力，他们还收集了一些秦法“酷苛”的案例（多为道听途说或夸大其词），写入书中：“秦地有农夫，因幼子偷摘灵果，连坐全家，灵田被收，何其酷也！”“某修士因言秦法严，被指‘惑众’，废去修为，何其冤也！”这些案例被刻意模糊时间地点，却字里行间充满对秦法的控诉。
编写过程异常艰难。他们缺少典籍参考，只能凭记忆默写儒家经典；担心被法家修士察觉，每写几页便要转移文稿，藏于隐秘处（有的藏在灵田稻草人里，有的封入空心竹简，有的甚至用“缩地符”缩小后藏于玉佩中）；为防止泄密，参与编写的修士都立下“血誓”，若败露则自毁灵根，绝不牵连他人。
历时一年，《孔丛子》初稿完成，共二十篇，约三万字。孔鲋看着誊抄工整的文稿，眼中闪过一丝欣慰：“有此书在，儒家文脉便不绝。待他日秦法失势，此书便可传之天下，让世人知仁政之优，酷法之弊！”他们计划先在小范围内传抄，选择“可靠”的听众（旧儒、不满秦法的乡绅），再逐步扩散，期待能激起对秦法的质疑。
传抄过程同样隐秘。他们用“灵墨”书写，墨水中加入“隐灵草”（《山海经》记载的一种能隐藏文字的灵草）汁液，常人看来只是空白竹简，需用儒家“清心诀”灵力激发才能显字；传抄者多是信任的旧识，交接时用暗号联络，地点选在人迹罕至的山林、废弃的庙宇，甚至借用奇门遁甲“移形阵”短暂现身交接。
讲学遇冷显民心
儒家修士满怀期待地将《孔丛子》抄本与讲学内容推向民间，却遭遇了普遍的冷遇。在关中乡村的破庙里，孔鲋第一次公开讲授《孔丛子》选段，批判秦法“连坐不仁”，台下听众稀稀拉拉，多是老人小孩。当他问到“诸位觉得秦法是否过苛”时，回应者寥寥，反倒是一名农夫忍不住开口：“先生，秦法是严，可去年邻村有人偷灵谷，连坐了家人，之后再没人敢偷了，我们的灵田收成反而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