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的改革是“独尊儒术”的核心阵地。汉武帝下令将太学原有“法、儒、道”三堂制改为“儒为主，法道为辅”，撤销“道堂”独立建制，将黄老思想归入“杂学”；原“法堂”改为“律学预备班”，仅保留基础刑狱教学；新增“五经堂”，设《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由董仲舒等大儒主持，教授儒家经典。
五经博士的选拔极为严苛，需“通经义、明灵脉、晓礼仪”三者兼备。首任《春秋》博士董仲舒，不仅精通公羊学，还能以《春秋》解释灵脉异动——他认为“灾异者，天谴也”，曾准确预言“齐鲁灵脉暴走因诸侯僭越”，深得汉武帝信任；《易经》博士杨何，则将奇门遁甲“八门”与儒家“八德”结合，提出“开门对应仁，休门对应义”，用阵法原理阐释儒家伦理，让晦涩的经典变得实用。
教材的改编暗藏深意。太学将儒家经典与灵脉知识、治国实践深度融合：《尚书》中“天命有德”被用来论证皇权合法性，并附以“灵脉祥瑞图”（取自《山海经》的“凤凰衔书”等意象）；《礼记》的“明堂制度”被用于设计太学灵台的祭祀礼仪，规定“春祭东方青帝灵脉，夏祭南方赤帝灵脉”，将灵脉祭祀纳入儒家礼制；《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则被刻在太学的“励志碑”上，激励学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课堂教学注重“经世致用”。五经博士在讲授《春秋》时，不仅解读“微言大义”，还结合七国之乱案例，说明“大一统”的必要性；讲授《尚书·禹贡》时，对照全国灵脉舆图，讲解“九州灵脉分布与贡赋制度”，培养学子统筹资源的能力。太学还增设“灵脉实践课”，组织学子跟随儒家修士前往终南山，学习“以德调和灵脉”的基础术法，如“仁心符”（稳定灵脉波动）、“礼敬咒”（祭祀灵脉山神）。
太学的革新迅速见效。短短数年，儒家学子遍布各级官府，他们既懂儒家伦理，又通灵脉管理，取代了黄老、法家学者的位置。胶东学子公孙弘因“通《春秋》、懂灵脉”，从平民一路升至丞相，成为“学而优则仕”的典范。太学的“灵台”取代地方淫祀，成为全国灵脉祭祀中心，儒家礼仪与灵脉崇拜结合，强化了“皇权—儒家—灵脉”的三位一体。
法家边缘化：从“法道学院”到“律学馆”的蜕变
法家修士的边缘化是“独尊儒术”过程中最显着的变化。文景时期，法家在治国、治军、灵脉管理中地位显赫，太学“法堂”与“道堂”（法家修士主导的术法机构）合称“法道学院”，培养了晁错等削藩骨干，其“刑赏分明”理念与“九环锁灵阵”等术法，在平定七国之乱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到汉武帝时期，这一格局被彻底打破。
导火索是“窦婴、田蚡案”。窦婴推崇黄老，田蚡为汉武帝舅舅，倾向儒家，两人因权力争斗引发朝堂动荡。法家修士支持窦婴，引用《秦法》“宗室不得干政”弹劾田蚡，却被汉武帝以“法需合经义”驳回——汉武帝认为法家过度强调“刑”，忽视“礼”，易激化矛盾。此案后，汉武帝下令“法道学院不得干预朝政，专注刑狱与基础术法”。
紧随其后的是机构改革。汉武帝将“法道学院”改组为“律学馆”，明确其职能：“掌刑狱条文注释、基层司法培训、非涉密阵法维护”，剥离了灵脉核心管理、军阵设计等关键权力。律学馆的教材大幅缩水，原有的《商君书》《韩非子》等谋略典籍被移除，仅保留《秦律》《汉律九章》等刑狱条文，且需按儒家“春秋决狱”原则进行注释，比如将“谋反者族”注释为“若出于义举（如矫诏救民），可减罪”。
法家修士的灵脉权限被严格限制。过去，法家修士可主导灵脉勘探、军阵布设，如今需“经儒家灵台批准”才能动用灵脉资源；他们擅长的“刑杀阵”“锁灵阵”被列为“禁术”，仅允许在监狱、军械库等特定场所使用，且需儒家修士监督；灵脉监的核心职位，如“灵脉中丞”“灵田令”，全部改由儒家修士担任，法家修士仅保留“灵脉巡查”等基层岗位。
部分法家修士不甘沉沦，试图反抗。齐地法家修士徐偃私自调动灵脉资源，为胶东王修建“防御阵”，被汉武帝以“矫制乱法”处死，其着作《灵脉刑书》被列为禁书。此后，法家修士或转向儒家（如公孙弘早年学刑名，后改治《春秋》），或退守律学馆，专注刑狱技术，再难参与顶层决策。
但汉武帝并未完全抛弃法家内核。他重用张汤、赵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