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开庭，空气里都是崭新的紧张感。赵律师，也就是 neo那位刚执业三年、眼镜擦得锃亮、胸腔里还满是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攥紧了准备好的提纲。
他的陈述清晰，带着初生牛犊的锐气：
“法官，对方主张的核心建立在三个沙堆上。第一，树并非文物，那段民国短讯来源模糊，纯属推测；第二，所谓‘权利人’王建国，与树木无法律认可的直接继承关系，主体不适格；第三，高达数百万元的索赔金额，完全基于主观臆造的价值评估，缺乏客观依据。”
话音落下，他看向对方席位，准备迎接一场关于事实和法律的辩论。
法庭对面方站起来的是一位中年律师，声音平和得像在念说明书：“针对对方质疑，我们申请当庭补充提交核心证据组，以正视听。”
法警推上来一辆平板车。上面摞着的不是文件夹，而是三个标准的 archival storage box（档案存储箱），以及一本堪比城市电话簿的巨册——《价值评估报告》，4.5厘米的厚度在灯光下泛着冷光。
“这是有关标的树木生态价值、文化历史价值、社会情感价值及司法价值参照的全面资料，共四百七十三项文件，均已编号并附摘要。”对方律师语调未变，“鉴于材料专业性较强，我方建议法庭给予充分阅览时间。”
法官翻动着那本巨册的硬壳封面，沉默了几秒，然后看向额头开始冒汗的赵律师：“被告方是否需要时间质证？”
赵律师喉咙发干：“……需要，法官。”
“休庭。三日后同一时间继续。”法槌落下。
这还只是开始。
再次开庭，蒋思顿亲自到了。他并未激烈辩论，甚至并未多言，只是示意律师连续向法庭提交了三份书面申请：
1.申请追加街道办事处作为本案第三人，“以便厘清公共管理责任”。
2.鉴于案件涉及“疑似文物”认定，申请将民事侵权部分移交行政庭并行审理，“确保法律程序严谨”。
3.申请由双方共同委托“bj国弘文物与生态环境鉴定中心”对树木进行终极价值鉴定，“以权威结论平息争议”，预付费用约三十万元。
每一个申请都引经据典，合乎程序。法官只能逐一听取双方意见，而每一次听取，都意味着新的文书、新的答辩期、新的开庭。
赵律师的节奏被打乱了。他准备的是正面战场，对方却不断开辟新的侧翼，每一个程序岔路都可能消耗掉数周时间。
休庭间隙，赵律师在走廊透气。蒋思顿那位总是笑容得体的助手，恰好也端着纸杯咖啡走过来。
“赵律师，年轻有为啊。”助手寒暄着，像是随口一提，“我们听说，咱们这边的律师团队最高院结了个类似的案子，一棵老树，最终连赔偿带对方承担的律师费，小五百万。对方耗了三年，结果……唉。”
助手抿了口咖啡，语气关切：“你们这位当事人，经济情况还行吗？这种案子，鉴定费、评估费、差旅费……像无底洞。
有人那边放了话，她不为钱，就为把这个‘理’在全国性平台上立住。哪怕一审二审输了，她也会打到最高院去，当典型案例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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