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彰走到他身前三米左右的位置停下，微微躬身，用一种比在楼下会议室时更为低沉和谨慎的语气问道：“先生，您特意叫我上来，是不是……有什么更特殊的消息或指示要单独跟我交代？”他刻意强调了“特殊”二字，目光紧紧追随着詹姆士先生的表情。
“特殊的消息？”詹姆士先生闻言，笑着摇了摇头，他踱步走到办公桌旁，将酒杯放下，雪茄的烟雾随着他的动作在空中划出飘忽的轨迹。“王，我想你可能是过于紧张了。关于上海的战事，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那场冲突，我相信很快就会平息下去，不会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他顿了顿，仿佛为了增加自己观点的分量，补充道：“嗯……如果非要说特殊消息的话，李顿调查团报告的结论，以及国际社会即将对日本采取的制裁措施，就是目前最特殊、也是最具决定性的消息。这份报告，等于是从法理上否定了日本在东北行动的合法性，将他们置于了侵略者的位置上。这对于习惯于寻找借口的日本人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此刻在上海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恼羞成怒和转移焦点的挣扎。”
他深吸了一口雪茄，白色的烟雾在灯光下弥漫开来，让他的脸庞仿佛隔着一层薄纱，声音也带着一丝缥缈：“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的相关条款，成员国若被确认发动侵略，国联有权对其实行包括经济、金融乃至军事在内的全面制裁。目前，英美法等主要国家的外交部门正在进行密集的磋商，旨在协调立场，准备对日本发起一场严厉的、足以伤及其筋骨的国际制裁。”
“与此同时，”詹姆士先生伸出他那只夹着雪茄的手，用修长的食指在空中轻轻一点，仿佛在强调一个关键节点，“为了从根源上遏制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势力无限扩张，彻底杜绝其独吞胜利果实的可能性，李顿报告书中极具创造性地提出了那个‘国际共管东北’的战略性方案。尽管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个方案在具体实施层面将会面临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和各方利益的激烈博弈，但它本身，就像一柄用国际法锻造而成的、无比锋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高高悬在了日本人的头顶之上。”
“这个方案一旦被正式提出并进入讨论程序，甚至只是有被推动的可能性，就意味着日本人在东北通过血腥手段所取得的一切军事成果和政治优势，都可能面临被国际社会集体接管、共管的巨大风险。他们花费巨大代价攫取的土地和特权，将变得名不正言不顺，合法性荡然无存，甚至可能最终沦为为他人做嫁衣的愚蠢行为，这是东京那些狂妄的军国主义分子绝对无法接受的。”
“所以，他们才选择在上海这个国际瞩目之地，用如此急不可耐甚至显得拙劣的手段，挑起一场战事，其主要战略目的，就是为了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从东北问题上强行引开，扰乱制裁进程，最终在谈判桌上寻求体面的解决方式，甚至迫使各国默认其东北的既得利益。”
他继续用他那充满自信的、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语气说道：“用一场代价可控的、局部的、短期的战火，来保全、并最终消化一块面积高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极具战略价值和经济潜力的土地，这笔账，无论怎么计算，都是稳赚不赔的。东京那些坐在参谋本部和大藏省里的战略家们，个个精于算计，他们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清楚。如此庞大的一块土地，其资源、其市场、其战略位置，足够他们埋头消化、经营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此刻最需要的，是时间，是稳定的环境，而不是新的、更大的战争漩涡。”
詹姆士先生自信的说道：“如果他们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那么看似强大的日本，其国内资源、财政和国际环境，根本无力支撑一场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消耗战。最终的结果，他们极有可能陷入一个比日俄战争时期更为深重的战争泥潭，直到被彻底拖垮、拖死！东京不乏明白人，他们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从纯粹的理性角度和地缘政治学的框架来看，王汉彰不得不承认，詹姆士先生的推论确实有其内在的逻辑自洽性，甚至可以说，这是西方主流战略界对此次事件最可能的一种“标准答案”式的解读。
然而，在他灵魂的最深处，以他自己对于日本人的了解，他认为日本人并不会就此罢手！
日本人冒着遭受国际制裁的风险在上海挑起战端，其最终目的，真的仅仅是为了巩固在东北的占领吗？他们的野心，难道不会有更大的图谋？
只是，此时的王汉彰，尽管已经在天津卫的波谲云诡中历练得足够精明，但他毕竟还没有真正站到全球战略棋盘旁边，他还无法完全透彻地理解詹姆士先生这番话背后所真正代表的，那种基于老牌殖民帝国全球利益、势力均衡原则以及冷酷的现实政治博弈逻辑。
那种逻辑，往往为了保住最重要的核心利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甚至默许次要区域发生一些“可控”的动荡和牺牲。
在他的认知里，国土被占，同胞受难，这就是天大的、不容妥协的事情；而在詹姆士先生所代表的那个世界里，这或许只是全球博弈中一个需要权衡的“变量”，一个可以用于交易的“筹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