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东躲在屋里，脸色发白，手里攥着衣角。
杨友来吓得一哆嗦，差点钻进桌子底。高玲却定了定神，拉着张红站起身，走到院子里，脸上带着不屑：“张婶，您这是干啥？大清早的吵吵嚷嚷，我们还没起呢。”
“没起？你们偷了我的鸡，还敢说没起？”张婶指着地上的麻袋片，“这是我的麻袋，坝根底下还有鸡骨头，不是你们偷的是谁？”
“您可别冤枉人。”高玲梗着脖子，往杨友来门口瞟了一眼，“友来哥他们昨天干活累了，一早就睡了，哪有空偷您的鸡？”
“就是，”张红小声附和，声音却发虚，“我们……我们没见谁出去。”
“没出去？”张婶气的浑身哆嗦，“那麻袋片咋会在坝上？鸡骨头咋回事？你当我们老眼昏花了？”
“谁知道呢。”高玲冷笑一声，眼神扫过围观的社员，带着一股子傲慢，“说不定是野狗叼去的，说不定是哪个手脚不干净的自己偷了，赖到我们头上。我告诉你们，我们沈阳来的知青可不能让你们这些土老帽儿欺负了！”
“土老帽儿”三个字像针一样扎在社员心上。
他们天天把知青当宝贝疼，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称呼。
张婶气得嘴唇哆嗦：“我们把你们当自己家孩子待，你咋能这么糟践人？那是生产队的鸡，你们咋下得去手……”
“待我们好？待我们好就诬陷我们偷鸡？”高玲的声音拔高了八度，带着哭腔却透着蛮横，“咱们要是这次被他们欺负住了，以后在这夏家大队就别想有好日子过！他们就是看我们是城里来的，想拿捏我们！”
“你这姑娘咋说话呢！”一个老社员气得吹胡子瞪眼，“生产队的鸡丢了，人家找过来问问，你咋能这么说话？”
“反正我是没偷，怕什么！”高玲像是豁出去了，冲着屋里喊，“咱们沈阳人可不吃这一套！他们能奈我们何？”
就在这时，德麟听说知青点闹起来了，赶紧跑了过来。他先拍了拍张婶的背：“张婶，您先别急，慢慢说。”
然后看向高玲，眼神沉了沉：“高玲，到底咋回事？”
张婶抽抽噎噎地把丢鸡、找鸡的过程说了一遍，最后指着麻袋片：“德麟你看看，这证据都在，他们还不承认！”
德麟捡起麻袋片看了看，又走到男知青门口，喊了声：“杨友来，出来。”
杨友来磨磨蹭蹭地走出来，头埋得低低的，不敢看人。德麟盯着他：“友来，张婶说的鸡，是你们偷的不？”
杨友来嘴唇动了动，没出声。
高玲在旁边急了：“德麟书记，您可不能听她一面之词！友来哥不是那样的人！”
“是不是，他心里清楚。”德麟的声音不高，却带着分量，“友来，做人得有担当。错了就认，该赔就赔，没啥丢人的。要是撒谎狡辩，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院子里静得能听见风吹树叶的声音。杨友来的脸涨得通红，汗珠子顺着额头往下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蚊子似的哼了一声：“是……是我偷的……”
“你！”高玲没想到他会承认，急得直跺脚，“你咋能承认……”
“偷了就是偷了。”德麟打断她，“按照队里规矩，偷了东西，得原价赔偿。这鸡是下蛋鸡，贵得很，赔五块钱，不算多。杨友来，你给张婶道个歉，明天把钱送到大队部给王会计上账。”
五块钱？杨友来的脸瞬间白了。他家里兄妹五个，他是老大。为了让弟弟妹妹能吃口饱饭，他才主动报名下乡的。他身上别说五块钱，连五毛钱都没有，平时的津贴省吃俭用都寄回家里了。他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我……我没钱……”
“没钱就想赖账？”张婶的气还没消，“没钱就敢偷鸡？”
高玲一看杨友来犯难，眼珠子一转，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他们就是欺负我们是离家在外的人？我给你出个主意，他们要是逼你赔钱，你就喝墨水！我弟弟以前在学校犯了错，老师要叫家长，他就喝墨水，老师立马就不敢逼他了，一点事没有，死不了的。”
杨友来愣了愣，看着高玲笃定的眼神，又看看周围社员愤怒的脸，心里一横，点了点头。
第二天，德麟带着张婶去知青点要钱。杨友来躲在屋里不出来，高玲在门口拦着：“他没钱，你们别逼他！逼急了，你们可别后悔！”
“没钱也得有个说法！”张婶说，“总不能偷了东西白偷。”
屋里突然传来“咕咚”一声，接着是杨友来的咳嗽声。
德麟心里一紧，推开门冲进去，只见杨友来趴在桌上，嘴角挂着黑渍，桌上还放着个空墨水瓶。
“你咋喝墨水了？”德麟赶紧扶住他，只见杨友来脸色发青，捂着肚子直哼哼。
“快！送盘山医院！”德麟急了，说着背起杨友来就走。
德麟赶着马车，拉上杨友来，直奔了盘山医院。
一路颠簸到医院，医生检查后说：“这是墨水刺激胃黏膜，再耽误就可能胃穿孔，得赶紧洗胃！”
医生给杨友来灌肥皂水，他吐得昏天黑地，最后竟吐出了血。
看着病床上杨友来蜷缩着身子，脸色惨白如纸，额头上沁着冷汗，喉咙里不时发出压抑的呻吟，德麟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紧了。
他站在床边，拳头攥得指节发白，既气这孩子冲动犯傻，更急得在病房里来回踱步，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心电监护仪上跳动的曲线。
窗外的天色从鱼肚白亮到日头西斜，直到医生摘下听诊器说“脱离危险了”，德麟紧绷的肩膀才猛地垮下来。
他抹了把额头的汗，一屁股坐在床边的椅子上，长长舒了口气，连指尖都在微微发颤。
翌日，高玲领着三个知青提着网兜水果走进病房，刚到门口就顿住了脚。
只见杨友来半靠在床头，脸色好了些，正咧着嘴跟德麟说笑着，德麟手里端着搪瓷缸，时不时递过去让他喝口水，两人凑得近，那热络劲儿倒像是刚唠完什么贴心话。
高玲心里的火“噌”地就窜了上来，她把网兜往床头柜上一放，发出响亮的磕碰声，眉头拧得像打了个结。
“杨友来你可真行啊。”她没好气地开口，声音里带着刺，“自己刚从鬼门关爬回来，倒跟‘帮凶’聊得热乎？”
杨友来愣了愣，还没来得及应声，高玲的委屈已经涌了上来。
她眼圈一红，转身对着同行的知青念叨：“你们说说这叫什么事？明明是那些社员起哄逼得他喝墨水，德麟书记倒好，从头到尾护着那帮人，连句公道话都没替咱们知青说。我在这儿待着，真是受够了这窝囊气，里外不是人！”
她越说越觉得委屈，声音都带上了哭腔，仿佛自己才是这场风波里最冤的人。
夜里，高玲趴在煤油灯下给远在沈阳的哥哥写信，把偷鸡的事说成“误会”，把杨友来喝墨水写成“被社员逼得走投无路”，把自己写成一个受尽委屈的可怜人。
“哥，这里的人太坏了，他们合起伙来欺负我们，我天天以泪洗面，再待下去就要疯了……”
写着写着，她真哭了起来，眼泪打湿了信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