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检验一切政策的最终标准。随着屯田的逐步稳定和盐铁专营政策在克服重重阻力后的初步推行，大约在建安二年（197年）年底到建安三年（198年）初，徐州的经济状况，开始显现出令人欣喜的、积极的变化。
首先，最直观的体现，是州府财政收入的显着增长。
屯田租税开始入库： 虽然前几年有减免政策，但随着开垦面积的扩大和第一批屯田户优惠期的结束，以实物为主的屯田租税开始源源不断地汇入官仓。这极大地缓解了军粮的压力，也为赈济灾民、稳定粮价提供了基础保障。
盐铁之利成为新的支柱： 盐铁专营的效果更是立竿见影！官府掌控了主要的盐场和铁矿，统一收购和销售，再加上“盐引”制度带来的税收，使得盐铁之利成为了继田租之后，徐州财政最重要、也最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看着度支曹报上来的、用新式记账法记录的、不断增长的库银和物资储备数字，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这些钱粮，将直接转化为刘备主公麾下更精良的兵器、更充足的粮饷、更坚固的城防！
其次，是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和生产的逐步恢复。
流民得到安置： 大规模的民屯，吸纳了数十万流离失所的百姓。他们获得了土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不再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流寇”隐患，而是转化为了宝贵的劳动力。徐州的人口开始止跌回升。
农业生产复苏： 新式农具的推广和耕作方法的改进，加上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得粮食产量开始逐步提升。虽然距离恢复到战前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那种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惨状，在徐州大部分地区已经得到了遏制。
市场秩序好转： 官府对盐铁价格的调控，打击了囤积居奇和私盐泛滥，使得这两种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价格趋于稳定，百姓负担有所减轻。货币体系的初步整顿（虽然还很初级），也为商业活动的恢复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这些积极的变化，让刘备主公喜不自胜，也让我在徐州的声望和实际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士人，开始认识到我这些“新政”的价值，即使是之前持反对意见的人，在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效果面前，也不得不暂时收敛起他们的不满。
然而，阳光之下，阴影从未消失，甚至……因为改革的深入而变得更加浓重和危险！
经济效益的初显，是以触动和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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