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的疆域辽阔，方言众多，别说南北差异，就是相邻的两个县，说话都可能听不懂。这不仅阻碍政令传达，更不利于民族融合。李砚于是规定：以长安话为基础，制定“大秦官话”，凡士兵、官吏、学生，必须学会官话，否则不得入伍、不得升迁、不得参加科举。
军营成了推广官话的主阵地。来自草原的蒙古兵、江南的汉兵、西域的胡兵，每天训练前都要跟着军官朗读官话口诀：“一二三，向前看；四五六，齐步走……”一开始大家觉得别扭，蒙古兵卷着舌头，江南兵带着软音，常常引得哄笑，但久而久之，都能用官话顺畅交流了。
“以前跟江南的弟兄打仗，靠手势比划，现在能说官话，配合得好着呢！”一个蒙古骑兵拍着身边江南步兵的肩膀，用略显生硬的官话说。
士兵退役后回到家乡，又成了官话的传播者。他们教家人说官话，在村里的学堂当兼职先生，甚至连吵架都用官话——仿佛谁的官话说得标准，谁就更有理。
官话的普及，打破了地域与民族的壁垒。一个云南的土司子弟，在长安的学堂里用官话与波斯的留学生讨论算术；一个山东的商人，在南洋的港口用官话与当地土着讨价还价；甚至连西南山林里的部落，也开始学着说官话，因为他们发现，会说官话的人，能从官府那里领到更多的种子和农具。
“陛下，如今官话的普及率已达七成，南北商旅不用再带翻译，各县的文书往来也再无歧义。”负责文教的官员在朝会上汇报，脸上满是振奋。
李砚点点头，拿起一份来自西域的奏折。上面是用官话写的，字迹虽有些潦草，却清晰易懂，讲的是西域都护府如何推广棉花种植。他能想象，那个写奏折的西域官员，或许还带着浓重的口音，却在用一种统一的语言，向他这个皇帝汇报工作。
这种统一，比疆域的统一更重要。
官话的普及，也打击了士绅的特权。以前士绅们靠着“之乎者也”垄断知识，百姓因为听不懂“雅言”而对官府敬而远之。如今官话通俗易懂，连目不识丁的老农都能听懂政令，士绅们再也不能靠着语言壁垒欺上瞒下了。
“以前县里的公告都用文言文，俺们看不懂，全靠士绅传话，他们说啥就是啥。”平安镇的老农说，“现在用官话写的大白话，赵尉官还会读给俺们听，谁也别想糊弄！”
士绅的衰落，让朝廷的赋税增加了三成，因为隐瞒的土地和人口被清查出来了；民族的融合加快了，因为大家能用同一种语言交流了；基层的治理顺畅了，因为皇权终于穿透了乡绅的阻隔，直达每个村落。
这日，赵五在镇口的老槐树下，教一群孩子说官话。孩子们学得认真，奶声奶气地跟着念：“大秦，吾土；百姓，吾亲……”
夕阳透过树叶的缝隙，照在赵五独臂的身影上，也照在孩子们纯真的脸上。远处，几个曾经的乡绅远远看着，眼神复杂，却再也不敢上前置喙。
李砚坐在长安的御书房里，看着各地传来的“乡政月报”，上面记录着每个乡镇的户籍、粮食产量、治安情况，数据详实，条理清晰。他知道，这些都离不开那些遍布乡镇的伤残老兵，离不开那门通行全国的官话。
大一统，从来不是靠刀剑就能完成的。它需要打破地域的壁垒，消除语言的隔阂，让每个角落的百姓都认同“大秦”这个身份。而他做的这一切——安置残兵、推广官话、遏制士绅，都是在为这个庞大的帝国，铺设一条通往真正统一的道路。
这条路或许漫长，却已在脚下延伸。那些带着伤疤的老兵，那些朗朗上口的官话，终将像种子一样，在大秦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支撑帝国千秋万代的参天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