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春耕大典上，李砚亲自扶着犁耙，在籍田上耕出第一垄土。身后的百姓们山呼万岁，声音里满是虔诚——这不是对帝王的盲从，而是对“耕战”二字最朴素的敬畏。他们知道，正是这位皇帝带来的新作物、新制度，让他们告别了饿肚子的日子，迎来了真正的安稳。
“陛下，今年的土豆种子比去年又饱满了许多！”负责农桑的老臣捧着一把金黄的种子，激动得手都在抖。这是李砚在空间里优化过三代的品种，耐寒耐旱，亩产比最初的野生种翻了五倍，连最贫瘠的盐碱地都能扎根结果。
李砚接过种子，凑到鼻尖闻了闻，泥土的清香混着阳光的气息扑面而来。他想起初到这个时代时，中原大地饿殍遍野的景象，再看看如今籍田周围一望无际的良田，心中百感交集。
“耕战制度，不是秦人的专利，是天下人的活路。”李砚对身边的秦老儒说，“当年始皇帝靠它一统六国，如今朕要靠它让天下人有饭吃、有衣穿。”
秦老儒抚须长叹：“陛下此言，深得民心。耕者有其田，战者有其爵，这才是太平盛世的根基啊。”
耕战二字，如今已深深烙印在大秦百姓的骨髓里。男子十五岁便要学耕、学射，农时种地，战时从军；女子则纺线织布、操持家务，为前线的父兄子弟准备粮草。这种全民参与的生产与防御体系，让大秦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高效运转，生生不息。
北方的草原上，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也学着中原的样子开垦农田。巴特尔的儿子带着部落里的年轻人，在漠南的河谷旁种下大片土豆。黑色的土壤翻耕开来，埋进切成块的种薯，浇上融化的雪水，仿佛埋下了沉甸甸的希望。
“阿爸说，以前我们靠牛羊活命，一场雪灾就可能饿死，现在种上这‘地蛋子’（土豆），就算牛羊冻死了，挖开土也有吃的。”年轻的牧民擦着汗，对身边的同伴说。他们的帐篷旁，新砌的土灶上架着铁炉子，里面烧着蜂窝煤，烟筒里冒出的青烟在蓝天下格外醒目。
这铁炉子和蜂窝煤，是百工营的杰作。李砚根据前世记忆，让工匠们用黏土混合煤粉制成煤饼，再铸造出带烟筒的铁炉，既能取暖，又能做饭，比传统的火塘干净高效。如今不仅草原部落家家都有，北境迁徙的百姓更是离不开——有了这两样东西，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也能安然度过。
“今年冬天，咱们不用再裹着羊皮袄冻得缩成一团了！”一个牧民摸着滚烫的炉壁，笑得露出了白牙。炉子里烤着的土豆散发出焦香，孩子们围着炉子打闹，帐篷里温暖如春，再也没有了往年的萧瑟。
中原腹地更是一片繁忙景象。从关中到齐鲁，从河洛到江淮，田野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农民们赶着改良的曲辕犁，在田里穿梭；妇女们带着孩子，在田埂上捡拾遗漏的土豆；连须发斑白的老人，都在自家院子里种上了番薯，藤蔓爬满了篱笆，郁郁葱葱。
“张大哥，你家的玉米都长到一人高了！”田埂上，两个农民打招呼。
“李老弟你也不差啊，看这土豆花开得多旺！”
他们口中的玉米，是李砚从美洲带回的改良种，耐旱抗虫，既能当粮食，又能做饲料；土豆花是淡紫色的小碎花，不起眼，底下却藏着饱满的块茎。这些曾经的“异域奇物”，如今已成为中原百姓最熟悉的庄稼，田埂上、墙角边，只要有一寸土地，就会被种上作物，连孩童都知道“地不亏人”的道理。
粮食的丰足，直接带来了人口的激增。户部的户籍册上，人口数字以每年百万的速度增长——开元元年时，大秦人口不足千万，如今已突破五千万，而且还在持续增加。
长安城西的居民区，新盖的房屋连绵成片。刚从江南迁来的王木匠正在盖新房，他娶了邻村的姑娘，今年已经生了两个儿子，正打算再盖两间房，给将来的三胎、四胎留地方。
“以前在江南，苛捐杂税多，养一个娃都费劲，现在大秦免了徭役，税又少，多生几个娃，将来家里多几双手种地、读书，多好！”王木匠一边刨木头，一边对帮忙的邻居说。
邻居笑着点头：“可不是嘛！我家婆娘刚又怀上了，算上这个，就是四个娃了。官府还送来了红糖和鸡蛋，说生娃有奖励呢！”
李砚确实推行了“鼓励生育”的政策：生一个孩子，免三年徭役；生三个以上，官府补贴粮食；孤儿由朝廷收养，送入学堂读书。这些政策看似简单，却切中了百姓的痛点——只要日子有奔头，谁不想多子多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