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鱼头病了。
说是前两日在河滩吹了风，寒气入了骨。他躺在泊在芦苇荡的小船里，裹着发硬的棉被，一阵阵发冷，额头却烫得吓人。偶尔清醒时，浑浊的眼睛望着船舱顶，嘴唇翕动，含混地念叨着：“……船……火……别上来……”
没人去请大夫。老鱼头在这世上似乎没了亲人，平日里独来独往，与他的船和网为伴。只有阿青，每天会用一个陶罐，从济世堂装些林老先生配的祛寒药汤，小心翼翼地端到河边。
她不敢上那条摇晃的小船，只能站在浅水里，踮着脚，把陶罐放在船头。老鱼头有时昏睡着，有时醒着，看见她，也不说话，只是艰难地挪动身子，伸出枯柴般的手，颤抖着捧起陶罐，小口小口地喝。药汁顺着他花白的胡须往下淌。
喝完了，他把陶罐推回船头，看着阿青，眼神复杂。有一次，他忽然用极低的声音说：“……那骨头……不是一个人……”
阿青没听清，或者说没听懂。她看着老鱼头重新蜷缩进被子里，剧烈地咳嗽起来，便默默拿起空陶罐，转身离开。
镇上关于那具白骨的议论，淡了些，但没停。有人说那是几十年前被仇家沉河的某个帮会头目，有人说那是当年造船时活祭的工匠，越传越邪乎。张头被这事弄得焦头烂额，上报了几天，上面也没个准信，只让他“妥善保管，等候查验”。那卷草席，就只能暂时放在镇公所那间堆放杂物的偏房里，像个被遗忘的禁忌。
赵老头又来找过林老先生一次。他看起来憔悴了许多，眼里的执拗却没减。
“林大夫，我打听过了，”他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什么听见，“当年‘漕运十三帮’散伙前，那艘‘镇河母船’最后一段航程，是从北边运一批药材和绸缎南下，船上的管事、伙计、护卫，加上搭船的客人，有名有姓记在临河镇商会底账上的，就有四十七人！”
四十七人。阿青正在一旁分拣药材，听到这个数字，手指停顿了一下。她想起了那截黑木头里掉出来的，只是一具白骨。
“船沉了，这些人……”林老先生沉吟道。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赵老头语气激动起来，“除了极少数当时没在船上的，大部分都……都跟着船没了！官府当年也查过，乱糟糟的，最后不了了之。可那些人的家眷呢？就这么糊里糊涂过了几十年？”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的、边缘磨损的毛边纸，小心展开，上面是用工整小楷誊抄的一份名单，密密麻麻的名字后面，跟着简单的籍贯和身份。
“这是我好不容易从商会老账房后人那里抄来的，当年那艘船核定搭载的人员名册。”赵老头把名单递给林老先生看，手有些抖，“林大夫，您说……河滩上那具骨头，会不会……会不会就是这上面的某一个？”
林老先生看着那份沉重的名单，沉默了。四十七个名字，代表四十七个被运河吞没的生命，和背后至少四十七个家庭的破碎与漫长的等待。
阿青放下手里的药材，走过去，看着那份名单。上面的字她大多不认识，但那一个个墨团，在她眼里，仿佛有了重量。
她拿出自己的册子，翻到新的一页，看着赵老头。
赵老头明白了她的意思。他叹了口气，指着名单上一个名字：“这个，王长贵，舵工，沧州人。”又指另一个，“李秀娥，搭船的妇人，带着个孩子，说是去杭州寻亲……”
他一个一个地念，声音低沉而缓慢，像是在进行一场迟来的祭奠。阿青就在自己的册子上，用炭笔，笨拙而认真地，记下那些她能勉强写出的名字：王长贵，李秀娥，赵永福……
她写得很慢，一个名字往往要描好几遍。林老先生和赵老头就在旁边看着，没有人催促。屋子里只有炭笔划过草纸的沙沙声，和赵老头念名字时那沉郁的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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