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拿。”陈启棠打断他，语气没半点犹豫，“恒基在内地的规矩，你记清楚：第一，负债率绝不超50%；第二，只做运营类资产，不碰高周转开发；第三，任何项目，先算‘最差情况’——要是地铁延期、房价不涨，这地块能亏多少？我们能不能扛住？”他顿了顿，指了指公文包，“这里面除了阿昌的字条，还有1997年至今的亏损项目案例，每一个都是‘贪便宜’栽的跟头。”
说着，他拿起手机拨通助理电话，声音比刚才沉了些：“小张，广州天河那两个商铺，你跟中介说，今天之内必须找到买家，价格比市场价低5%也认，下周前把钱转回香港账户。另外，把内地所有项目的负债率再算一遍，超50%的，立刻停掉新增投资。”
电话那头的小张顿了一下：“陈总，刚有买家说想压价10%，说现在市场冷，商铺不好卖……”
“答应他。”陈启棠没等小张说完，“冷市才要快出手，等真冻住了，想卖都卖不掉。”
挂了电话，陈文博看着父亲，突然发现他鬓角的白头发比去年多了些。以前他总觉得父亲太保守——2006年内地楼市涨的时候，父亲不肯拿地；2007年同行都加杠杆，父亲却把一半资金转回香港。可现在看着那张泛黄的字条，再看着清单上的红圈，他突然懂了：父亲不是保守，是怕了——怕那些被“机会”裹着的陷阱，怕重蹈阿昌的覆辙。
“下午你去恒基中心，跟运营经理说，空置楼层租金再降10%，只要能满租，哪怕一年少赚两百万也没关系。”陈启棠把阿昌的字条放回皮夹，再塞进公文包内侧的小兜——那兜是他特意让师傅缝的，刚好能卡住皮夹，不会晃来晃去，“租金低一点，租客稳一点，比什么都强。我们做运营，就像种庄稼，要等它慢慢长，不能盼着一夜丰收。”
奔驰车重新启动，往市区开。窗外的荒草渐渐被高楼取代，静安寺的金顶在远处露出来，被云层遮着，却还是有微光。陈启棠从公文包里拿出个旧相册，翻到第一页——是1995年的照片，他和阿昌在香港尖沙咀的茶餐厅，两人都穿着西装，笑得很开心，桌上摆着两杯冻柠茶，还有一份刚签的建材合同。
“你看，阿昌那时候多精神。”陈启棠指着照片，语气里有掩不住的惋惜，“他要是当年听我的，别加杠杆，现在也不会……”
陈文博凑过去，看着照片里的阿昌——眉眼跟父亲有几分像，却更张扬些，领口的领带歪了也没在意。他突然想起刚才那张字条上的“别贪”，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闷闷的。
车到恒基中心楼下时，陈启棠把相册放回公文包，又摸了摸内侧的皮夹，像是确认字条还在。“上去吧，记住：做房地产，别追着风口跑，要学会躲着风浪走。”他拍了拍陈文博的肩膀，指尖带着公文包的皮革味，“阿昌的字条，你以后也要常看——不是让你怕，是让你记住：有些教训，一辈子只能学一次，学第二次，就没机会了。”
陈文博点点头，推开车门。风又吹过来，这次带着恒基中心门口香樟树的味道。他回头看了眼车里的父亲——父亲正拿着阿昌的字条，对着光看，像是在辨认那些模糊的字迹。阳光透过车窗，落在公文包上，给深棕色的皮革镀了层浅金，那里面装着的，不只是一张字条，是十二年的教训，是一个商人对风险的敬畏，更是对“稳”字最沉的坚守。
走进恒基中心时，陈文博摸了摸自己的公文包——里面放着父亲刚给他的负债率清单，还有一张复印的阿昌的字条。他想：以后不管看什么项目，都要先看看这张字条，都要先算清楚“最差情况”。
电梯上升的数字一跳一跳，陈文博看着清单上的红圈，突然明白：父亲带在身边的不是一张字条，是一道防线——一道能挡住“贪念”和“风险”的防线，一道能让恒基在风浪里站稳的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