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的雪，下得细而密，像把碎盐撒在县城的上空。南头“老杨酒馆”的玻璃门蒙着层白雾，林晟推开门时，一股混着煤烟和酱肉香的热气扑过来，把他身上的寒气冲散了大半。他搓着冻得发红的手，径直走向靠窗的老位置——桌角那圈酱油渍还在，是上个月他陪建材商喝酒时洒的，老杨懒得擦，倒成了这张木桌的记号。
“林总，还是老一套？”老杨系着油污的蓝布围裙，把搪瓷杯往桌上一墩，杯底的水珠在桌面上洇出个小圈，“今儿加个热菜不？刚卤好的猪心，热乎着呢。”
“加，再添瓶二锅头。”林晟坐下，手往胸口摸了摸——旧车票贴在秋衣口袋里，隔着两层布，也能摸到纸页边缘的毛糙。他掏出烟，刚要点，又想起医院里父亲咳嗽的声音，手指顿了顿，把烟塞回烟盒。
酒馆里没几桌客人，角落里两个穿迷彩服的农民工正低头喝酒，声音压得低，却能听见“欠薪”“老板跑了”的字眼。林晟扫了一眼他们面前的空酒瓶，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硌了下——他仓库里堆着的三百万瓷砖，要是再卖不出去，欠李建国的建材款也快成了“欠薪”，到时候他也得躲。
“哟，林总，巧啊。”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端着酒杯走过来，是高中同学王浩，手里还攥着张皱巴巴的供货单，“我刚跟老杨结完账，就看见你车停在门口。”
王浩拉开椅子坐下，把供货单往桌上一扔：“你看这破单子，给城西楼盘供了十万块水泥，三个月了，一分钱没结，老板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他灌了口酒，苦笑道，“这年头，做实业就是拿命赌，赌赢了赚点辛苦钱，赌输了连底裤都不剩。”
“赌……”林晟重复着这字，手指又摸到了胸口的车票。他突然把车票掏出来，放在桌上，昏黄的灯光落在纸页上，2000年7月15日的字迹泛着旧黄，背面“当时差5万，没敢买房”的黑笔字，被反复摩挲得发淡，纸角还沾着块深色油渍——那是他当年在深圳建材店当学徒时，蹭上的机油，洗了无数次都没掉。
“这车票你还带？”王浩拿起车票，指尖蹭过油渍，“我记得你2000年从深圳回来，在我家哭了半宿，说就差5万，没买成关外那套房子。”
林晟没接话，端起刚满上的酒杯，猛灌了一口。二锅头的辣劲烧得喉咙发疼，眼泪差点涌出来：“那套六十平米的房子，当时首付才8万，我手里有3万，跟老板借，老板说‘你一个外地小子，还不上怎么办’；跟我爸说，我爸说‘在外地买房不如回家盖房踏实’。”他手指在车票上划着“没敢买房”四个字，力道大得纸页都发皱，“去年我去深圳出差，特意绕到那小区，你知道现在多少钱吗？三百万！我守着这破建材店，一辈子都赚不到三百万！”
王浩把车票放回桌上，拍了拍他的肩：“都过去八年了，想这些干啥？”他夹了块猪心，嚼了两口，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对了，前几天我去国土局办土地备案，碰到张科长，他跟我抱怨，说城东要配建个小学，县里财政紧，连设计费都付不起，项目搁了快半年，他天天被上面催。”
“张科长？城东小学？”林晟的耳朵突然竖起来，身子往前探了探，“他没说别的？比如……要是有人愿意垫资，有没有什么说法？”
王浩愣了愣，没料到他这么急切：“没细说，就抱怨钱紧。不过我听旁边办事的人说，城东那块地本来是跟小学绑在一起的，谁要是能把小学建起来，地块开发权说不定能优先拿到，而且价格能谈。”
林晟的心跳突然快了，酒杯里的酒晃出了边，洒在车票上。酒液迅速晕开，把“2000年7月15日”的字迹泡得发暗。他没管，伸手抓起车票，在裤子上胡乱擦了擦——不是心疼车票，是怕这突然冒出来的机会，像酒液一样溜走。
“垫资建小学，换城东地块……”他嘴里反复念叨着，手指在桌上敲得飞快，“小学预算多少？城东地块有多大？规划是住宅还是商业？”
王浩被他问得懵了：“我哪知道这么细？你要是想了解，直接找张科长啊。”
“找张科长！”林晟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惊得角落里的农民工抬头看过来。他抓起外套，把车票塞回胸口口袋，又一把抓过桌上的纸笔，“我现在就写方案，明天一早就去找张科长！”
“你疯了？”王浩拉住他，“垫资建小学最少得两三百万，你哪来的钱？而且开发房地产你懂吗？万一砸在手里，你爸妈还在医院等着钱，刘梅不得跟你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