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的上海，静安寺的银杏正把金黄揉进风里。细碎的叶子落在恒基中心的玻璃幕墙上，滑过刚揭下的开业红绸，在“恒基中心”四个金属字上停了停——那字泛着冷光，像陈启棠攥在手里的紫砂杯，温吞的普洱在杯底沉成深褐，衬得杯沿的茶渍更显陈旧。
他站在28楼露台，公文包敞着口，最里层的小兜露出半张泛黄的字条。风把银杏叶吹进包里，他伸手去掏，指尖先碰到纸页的脆边——那是1997年香港暴雨夜，李伯伯把这张纸塞给他时，被雨水泡软又晒干的痕迹。“启棠，我赌输了。”李伯伯当时的声音还在耳边晃，“楼被银行收了，阿珍带着孩子走了，你千万别学我。”
“爸，入驻率统计出来了，八成三。”陈文博的声音打断回忆，他手里的租金报表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西装裤脚沾着开业花篮的玫瑰刺，“周边写字楼日租都是9块，我们定8块，三家律所主动签了五年，说就冲‘恒基’的稳。”
陈启棠没接报表，从包里抽出字条，对着西晒的阳光照了照。纸页上“房子没了，家也没了”的字迹被晒得透亮，有几处细小的裂痕，是他这些年反复摩挲磨出来的。“你李伯伯当年在香港，租的写字楼比这还气派，租金涨一点就加租，租户走了一半还说‘总会有人来’。”他把字条叠成方块，边角对齐公文包的缝线，“结果呢？金融危机一来，空置率到了七成，他只能抵押房子，最后连家都没了。”
陈文博看着父亲叠字条的动作——指尖捏着纸角，慢得像在完成一场仪式，忽然想起去年在广州看地，父亲也是这样，先掏字条再看报表。“我懂，爸，不是要赚快钱，是要守得住。”他翻开报表，指着“年化收益4.5%”的数字，“虽然比周边低1个点，但我们的空置率能压在10%以下，十年算下来，比追高租金稳妥。”
“不是稳妥，是保命。”陈启棠接过报表，从内袋掏出支钢笔，笔帽上的镀金已经磨掉，是他用了二十年的老笔。他在“租金调整”那栏画了道横线，添了行小字：“租户遇困可缓缴三月，免滞纳金。”风把露台的遮阳伞吹得晃了晃，他抬头看楼下车流，静安寺的鎏金屋顶在车流里闪着光，“我们做运营，不是做投机，租户稳，我们才稳。”
大堂里传来剪彩的礼炮声，陈启棠把报表递给陈文博，自己又摸出字条。这次他没叠，就摊在掌心，让风把银杏叶吹到纸页上。“你记着，”他声音压得低，只有父子俩能听见，“租金低一点，是给别人留余地，也是给自己留退路。1997年香港那么多开发商破产，不是没客户，是把路走死了。”
与此同时，县城鼎盛地产的办公室里，老式电视机正播着恒基中心开业的新闻。记者问陈启棠“为何定低价租金”，屏幕里的老人说“稳比快重要”。林晟“啪”地按了暂停，遥控器被捏得咔咔响，旧车票从抽屉缝里滑出来，落在鼎盛花园的规划图上——“当时差5万”的字迹，正好盖在“预计年化收益20%”的红印上。
“稳？稳能当饭吃？”他捡起车票，用指甲刮掉上面的咖啡渍，纸角被抠得发毛。规划图是油印的，“商业裙楼”几个字晕着墨，他用红笔在上面画了个圈，圈得太用力，纸都破了。“恒基中心8块一平，一年才赚多少？我们鼎盛花园，开盘就收认筹，一年就能回本，比他们快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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