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环的恒基中心顶楼办公室，落地窗外的维多利亚港正被正午的阳光镀上金箔，货轮拖着白色航迹缓缓驶过，像在平静的海面划开脆弱的裂痕。陈启棠坐在酸枝木大班椅上，指尖摩挲着玻璃镇纸下的字条——泛黄的信纸上“1997年7月，欠汇丰1200万，楼被收，家散了”的字迹早已褪色，却被他用红笔圈了三道，像三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爹，内地资产清单整理好了。”陈文博推门进来，手里捧着黑色皮质文件夹，额角还带着从楼下会议室赶来的汗意，“广州那两个商铺，上个月报价又涨了8%，中介说再等等，年底能再涨5%。上海的写字楼租金也涨了，每月能收500万，何必急着卖？”
陈启棠没抬头，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示意他坐下。他把玻璃镇纸挪开，抽出字条放在资产清单上，红圈正好对着“广州天河商铺”的条目：“你再看看这个，1997年的时候，你王叔也说‘房价还能涨’，结果呢？他在铜锣湾的三个铺，不到半年就被银行收了，跳楼前给我写了这张字条，让我记住‘潮水退得比涨得快’。”
陈文博皱眉，翻开资产清单，手指在“广州商铺估值1.2亿”的数字上划过：“现在不一样，内地在搞‘去库存’，政策托底，跟1997年的香港不一样。我上个月去深圳考察，开发商都在抢地，房价每月都在跳涨，咱们现在撤，太可惜了。”
“可惜？”陈启棠终于抬头，老花镜后的眼睛里带着一丝锐利，他从抽屉里抽出一张财经报纸，头版标题“内地房企负债率超80%，多家房企信托违约”被他用蓝笔勾出，“你只看到房价涨，没看到涨背后的窟窿。高杠杆拿地，信托利息比租金还高，一旦政策变，这些房企第一个爆雷，到时候咱们手里的商铺，就是砸在手里的砖头。”他顿了顿，指尖在“上海写字楼”的条目上敲了敲，“只有这个不一样，租金稳，现金流实，是压舱石，剩下的非核心资产，必须清。”
陈文博还想争辩，却见陈启棠拿起笔，在广州两个商铺的条目上画了圈，笔尖用力，把纸都戳出了小坑：“通知财务部，今天就去注册‘恒远离岸公司’，注册地选英属维尔京，把内地50%的资金转进去，先转到伦敦账户，再分拨到悉尼和多伦多的子账户。广州那两个铺，按低于市场价5%挂出去，一周内必须卖掉，别等。”
“低于市场价5%？”陈文博愣住，“这样咱们至少少赚600万。”
“600万买个安稳，值。”陈启棠靠在椅背上，目光又落回那张字条，“1997年我要是早割肉，也不会亏掉半个身家。现在内地的楼市，就是1997年的翻版，只是规模更大，跌的时候更惨。咱们不贪最后一个铜板，才能保住本金。”
当天下午，恒基的财务部就忙了起来。法务部联系香港的律师行，加急办理离岸公司注册手续；资产部的员工抱着广州商铺的资料，往中介公司跑，反复强调“一周内成交，价格可谈，但必须快”；资金部则盯着银行系统，每一笔资金转出都要陈启棠亲自确认，转账备注统一写“海外投资款”，避开“资产转移”的敏感字样。
陈文博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着电脑上内地楼市的涨幅数据，心里还是不服气。他打开微信，翻出深圳开发商朋友的朋友圈，“今日拿地，溢价120%”的字眼刺得他眼睛疼。他给朋友发消息：“恒基在卖广州的铺，你要不要看看？”朋友很快回复：“现在谁还买商铺？都去抢住宅地了，你们恒基太保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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