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让陈文博更憋屈，他拿着手机去找陈启棠，却在办公室门口听见父亲跟伦敦分公司的电话：“写字楼的租金必须按月收，不能拖欠，这笔钱是咱们的救命钱，不能出任何差错。”挂了电话，陈启棠看到他，招手让他进来，递给他一杯普洱茶：“刚泡的，暖胃。”
“爹，深圳的朋友说咱们太保守了，现在都在抢住宅地。”陈文博接过茶杯，语气还是带着委屈。
陈启棠喝了口茶，慢悠悠地说：“保守？1997年那些不保守的，现在都在哪儿？咱们做地产，不是做赌徒，要做船长，知道什么时候该扬帆，什么时候该弃船。内地现在的楼市，就像台风天里的船，看着风大，能吹得船快，但风一停，船就沉了。咱们的离岸账户，就是救生艇，不是为了逃，是为了等台风过。”他指着窗外的维多利亚港，“你看那些货轮，遇到台风，都会开进避风港，不会硬闯，咱们也一样。”
一周后，广州的两个商铺顺利卖出，买家是做服装生意的潮汕商人，付款很爽快，1.14亿的资金当天就到了恒基的香港账户，第二天就被转到了伦敦的离岸公司。陈文博拿着银行水单，走进陈启棠的办公室，脸上的表情复杂——有惋惜，也有一丝佩服。
“资金到账了？”陈启棠问，手里还在看上海写字楼的租金报表。
“到了，伦敦那边已经确认。”陈文博把水单放在桌上，“上海的写字楼这个月收了520万租金，比上个月多了20万。”
陈启棠点点头，在报表上签了字，递给陈文博：“把这笔租金存进香港的汇丰账户，作为应急资金。以后内地的业务，就以运营为主，不拿新地，负债率控制在25%以下。”他顿了顿，又把那张1997年的字条推给陈文博，“你把这个复印一份，放在你的办公桌抽屉里，每天看一眼，记住，咱们恒基的命，不是靠赌来的，是靠稳来的。”
陈文博接过字条，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面，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铜锣湾，指着王叔空置的商铺说“这就是贪的代价”。那时候他不懂，现在看着内地房企疯狂拿地的新闻，看着账户里安稳的离岸资金，终于明白父亲的用心——离岸账户不是为了赚更多，而是为了保住已经拥有的；上海写字楼的租金不是为了扩张，而是为了在风暴来临时，有一块不沉的压舱石。
夕阳西下时，陈启棠站在落地窗前，看着维多利亚港的灯火渐次亮起。他拿起手机，给伦敦分公司发了条消息：“盯着英镑汇率，有波动及时汇报。”然后又翻开内地资产清单，在“上海写字楼”的条目上画了个勾，旁边写着“长期持有，现金流核心”。恒基内地业务的占比，从30%降到了25%，这个数字在他看来，不是收缩，而是安全的开始——在这个所有人都在追着规模狂奔的时代，他选择把救生艇备好，等着那场迟早会来的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