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战斗，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然而，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内心却并没有太多的喜悦。
因为我深知，这场胜利仅仅是一个新的起点，前方还有无数的挑战等待着我们去克服。
我毫不犹豫地将前线的事务交还给黄闯子，然后匆匆赶回南京。
在南京，我选择以低调的方式来处理这场胜利。
我的态度非常明确：这不过是一场小小的胜利，我们并没有收复一寸土地，又有什么值得大肆庆贺的呢？
新明应该有更广阔的胸怀和更宏大的气魄，不应该在这一点点小胜上斤斤计较。
当然，既然打了胜仗，相应的晋升和赏赐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但我更看重的是如何激发新明的潜力，让这个国家真正强大起来。
实际上，新明拥有巨大的潜力，只要我们能够充分挖掘并发挥出来，就能够拥有足够的底气去支撑北方的经济发展。
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军事上的胜利，还要从各个方面全面考虑国家的发展。
你打下了这片土地，接下来该如何治理呢？
这是摆在你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
你看看那些嗷嗷待哺的百姓，他们正眼巴巴地望着你，期待着你能给他们带来生存的希望。
你会怎么做呢？
一种选择是，你可以动用自己的财富和粮食，将这些物资运往灾区，救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
这无疑是一种仁慈之举，能让你在百姓心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然而，另一种选择却是，你选择不作为，对这些百姓的困境视而不见。
毕竟，你可能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或者你认为这样做会对你的统治产生负面影响。
从感情上来说，对本国子民见死不救显然是不对的。
作为一国主政，你有责任保护和照顾你的子民。
但你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你所治理的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政治并不是简单的情感问题。
在政治的世界里，有时候需要进行冷酷的计算。
你需要权衡各种利弊，考虑到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如果救助百姓会导致国家财政的崩溃，或者引发其他更严重的问题，那么你可能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
你不能仅仅凭借感情用事来治理国家，而是要学会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找到平衡。
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考和果断的决策，你才能真正掌管好这个国家，实现国家的繁荣与稳定。
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中，发展与财富成为高悬于头顶的熠熠灯塔，指引着前行的方向。
为了实现这宏远目标，我当机立断，一方面雷厉风行地重开龙江造船厂。
一时间，龙江之畔，锤声与号子声交织回荡，工匠们似灵动的音符，穿梭于木料与船台之间，一艘艘崭新的船只在这热火朝天的氛围中拔地而起，承载着驶向繁荣的希望。
另一方面，我将目光投向了称霸东南沿海的郑一官，也就是郑芝龙。
彼时，明朝军队在与北方建虏的糟糕战绩，如阴霾般笼罩，郑一官本就心生投降之意。
细细想来，实在不能苛责于他。
郑一官自幼闯荡江湖，将性命置之度外，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与谋略，在血雨腥风中披荆斩棘，才缔造了 “南霸王” 这份庞大的家业。
半生漂泊，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好不容易积累下财富，在暮年之际渴望享受安逸，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如今，我率部在扬州一战大胜之，打破了八旗兵满万不可敌的神话，向郑一官彰显了朝廷不容小觑的实力。
他是个聪明人，深知与我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为表诚意，郑一官亲自登门拜访，带来了琳琅满目的大礼。
我向来不喜拐弯抹角，待宾主坐定，便直截了当地向他摊牌，开出了四个极具分量的条件。
其一，他需献出一部分船只，助力朝廷组建东海和北海两支舰队。
这不仅关乎朝廷海防的稳固，更是维护沿海百姓安宁的关键之举。
其二，他的船队要参与组建南海舰队。
考虑到郑氏在航海领域的深厚底蕴与丰富经验，舰队可由郑氏族人统管，以便发挥其最大效能。
第三，郑家在南边经营多年的造船厂，将纳入朝廷的 “星火计划”。
该计划旨在推动造船技术革新，提升朝廷在航海领域的竞争力。
造船厂可保留郑家股份，让郑家继续从产业发展中受益，但朝廷必须派人监督管理，确保计划顺利实施。
最后，作为对郑家的补偿，朝廷将为郑家颁发私掠许可证。
其他势力获取私掠证，朝廷需收取一半的费用，而郑家仅需缴纳三成。
此外，待朝廷成功攻下大员岛，郑家可移封大员岛，享受如同沐家在云南般的待遇——封王。
大明朝开国以来，鲜少有封外姓王的先例，沐家是个例外，如今，郑家有望成为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家族 。
我深知郑一官是个极为谨慎多疑之人，若贸然抛出优厚条件，他必定会怀疑我心怀叵测，甚至怀疑我要取他性命。
毕竟，在原本的历史轨迹中，他正是因对清廷意图的误判而丢了性命。
他原以为清廷找他不过是为了钱财，想着给钱便能保平安，万万没想到清廷行事毫无常理可言，最终钱也拿了，他的命也没保住，他那千万身家，反倒让清廷上下狠狠发了一笔横财。
但我与清廷截然不同，我提出的计划，让郑一官看到了其中的巨大潜力与机遇，他觉得这事大有可为。
当我提及云南沐家时，郑一官的眼中闪过一丝别样的神采。
在他人眼中，云南偏远落后，困难重重，可对于他们这些达官贵人来说，云南却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那便是安稳。
自大明开国以来，多少文武贵戚在权力的旋涡中身败名裂，惨遭屠戮，可云南沐王府却始终屹立不倒，太平无事。
这份长久延续的富贵，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却求之不得的，在郑一官心中，这比任何东西都珍贵。
而最让郑一官心动不已的，是我在言谈话语间对开海表现出的迫切渴望。
这一信号，让他坚信郑家日后依然能够在海上贸易的舞台上大展拳脚，继续延续家族的辉煌与荣耀。
在郑一官的大力支持下，我终于得以着手对南方士绅展开清洗行动。
自大明开国之初，南方就仿佛是一片罪恶滋生的土地，不服王化的现象极为严重。
要不然，洪武太祖那句“杀尽江南百万兵”岂会是随口一说？
究其根源，在元朝统治时期，江南士绅被包税制惯坏了，他们在地方上肆意妄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拿朱元璋的悲惨身世来说，他家就是在一天之内，亲人接连死去，最后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这背后与江南士绅的恶行脱不了干系。
朱元璋建立大明后，制定明法律令，规定商业三十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