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即便如此，江南士绅却坚决不答应。
为何？
他们觉得这税率太高了。
在元朝时，他们收税想怎么收就怎么收，只需给朝廷缴纳固定的一笔，剩下的便全进了自己的腰包。
可到了朱元璋这里，税钱被固定死了，他们便觉得无法再像从前那样肆意盘剥百姓，向下敛财了。
所以，一直以来，江南士绅与朝廷之间就存在着深深的隔阂，并不齐心。
大明开国第一考试，几乎让南方人全部中举。
即便后来分了南北榜，南方士子依然在科举中抢到了大量的名额，获取了众多的权利。这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为什么大明一直处于缺钱的困境？
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最终停止了？
为什么朝廷的政策在江南地区总是屡屡受阻，甚至根本推行不下去？
还有那倭寇的问题，背后其实也是江南士绅在暗中捣鬼。
可最终，江南士绅惹出的这些祸事，所有的锅却都让大明朝廷给背了。
所以，自我掌权之后，便早已下定决心，要对江南进行第二次大清洗。
太祖当年杀江南百万，我觉得远远不够，我要杀三百万。
我深知这样的举措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如今南方的问题已然积重难返，如同急症，必须要用猛药才能医治。
我不管外界如何议论，就是要强行推行我的政策。
我要在江南地区开展课地、查账工作，对地方上的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严厉惩处。
但凡在地方上有圈地、夺田、私设公堂、施行沉塘陋习，甚至偷税漏税等行为的，一律没收他们的全部家财。
若是有与倭寇勾结通敌的，诛灭九族。
有违抗朝廷命令、违法乱纪的，诛灭三族。
有圈地抢夺他人田地的，诛灭全族。
简单来说，就是要在江南展开一场大杀特杀，绝不手软。
我还要创立“民风杀之罪”。
每到一个地方，就揪出当地名声恶劣的家族，让锦衣卫对其进行审讯拷问，一旦罪证确凿，立即斩首示众。
甚至，在各省、各府、各县，乃至于每一个村庄，都要展开全面严查。
负责查案的人员，可以获得涉案钱财的十分之一作为分润，我就不信这样一来，他们还不尽心竭力地去办事。
为了防止有人趁机作乱，我一口气调派了四个营的兵力南下。
这四个国防军营兵，再加上地方兵，还有郑家的大力支持，我就不信在这大明的南方，还能有人翻出天去。
我踏入那雕梁画栋的布政司衙门时，檐角铜铃正被穿堂风刮得叮当作响。
案头堆着尺许高的账册，朱砂批注的数字在烛火下泛着血光——短短三月，江南税赋激增三倍，这串惊心动魄的数字，像一把利刃，直直插入了江南缙绅大族的心脏。
消息如野火般在朝堂蔓延，每日早朝，总有几个白发老臣伏地痛哭，涕泗横飞地控诉我苛政扰民。
文华殿的金砖上，唾沫星子与珠玉朝珠齐飞，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的高官们，此刻全然没了风度。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华山派，掌门书信措辞强硬，抱怨新政断了他们在江南的香火钱，江湖与朝堂的势力，竟罕见地拧成一股绳，试图将我绞杀。
幕僚们忧心忡忡，有人在我耳边苦劝：“大人，见好就收吧，江湖悬赏榜头名已换成您的画像，这是要人头落地的大祸啊！”
但我望着窗外被灯火映红的夜空，心中没有一丝惧意。
新政虽让江南陷入动荡，可源源不断流入国库的白银，像一剂强心针，让风雨飘摇的朝廷重新挺直了脊梁。
我将八成库银投入地方新学与交通修建。
崭新的学堂在废墟上拔地而起，琅琅书声取代了往日的哀叹；宽阔的官道如银蛇般蜿蜒在水乡泽国，商船如梭，货物流通。
剩下的白银，则化作士兵们腰间沉甸甸的饷银，化作军属们脸上久违的笑容。为了保障军人权益，我亲自拟定律法，严惩那些觊觎军属财产的宵小之徒，为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士兵撑起一片晴空。
袁承志旧部的官兵们，起初对我心存疑虑，如今却在酒肆茶馆里，毫不吝啬地夸赞我的功绩。
底层士兵们质朴纯粹，谁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他们就把心交给谁。
但这份拥戴，换来的是江南大地的血雨腥风——二十万叛军揭竿而起，烽火连天。
我站在沙盘前，手中的令旗如同一柄利剑。
水鉴与归辛树并肩而立，水鉴眼神阴鸷，归辛树则一脸肃杀。
“此次出兵，务必斩草除根！”
我将令旗重重拍在沙盘上，震得沙粒簌簌作响。
两万新式国防军如黑色的洪流，裹挟着钢铁的寒光，向着叛军盘踞的方向滚滚而去。
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平叛战场成了一面绞肉机。
归辛树的铁拳如雷霆万钧，所到之处叛军闻风丧胆；水鉴则如暗夜毒蛇，以最小的代价收割着敌人的性命。
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声、惨叫声交织成一曲残酷的乐章，叛军在钢铁洪流面前节节败退，他们的命运，从起兵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
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
大量叛军成了劳役。
因为他们，江南的百姓发声欢呼。
这意味着朝廷劳力充足，至少往后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徭役要服了。
这不奇怪。
对于很多百姓而言，他们宁可缴税，也不想服徭役。
之所以来服徭役，其实是没钱。
有钱就付钱了。
现在一个徭役没了，你说他们快不快活。
还有，大批地主士绅被杀，抄家，族诛。
原本滴水难进的江南，一下子有七成的田土可以被我取出来分给百姓。
你说这百姓快不快活？
因此，叛乱虽骤，然平乱亦速。
个把月的，这叛乱就给平定了，简直宛如一个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