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所有人都跟我说：“你妈疯了，你要看好她。”
只有眼前这个整天跟鬼火打交道的女人，在最后时刻告诉我：她是清醒的，而且走得比谁都潇洒。
我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冲着照空深深作了个揖。
这一拜没用啥修士的礼节，就是个普通晚辈给恩人的大礼。
到了午后，日头毒了起来。
那株寄宿着我意识的槐树苗，在南墙上投下了一片斑驳的影子。
墙面上原本只有三十七个光点，那是当年惨案里死去的孩子们的命魂。
现在，第三十八个亮了。
那光点不像别的那么圆润，它在风里哆嗦着，一会儿拉长像把梳子，一会儿收缩像颗牙齿，有时候又模糊成一个孩童按在玻璃上的小手印。
“地脉在记账呢。”阿竹靠在墙边，手里剥着个橘子，语气里没啥悲喜，“大树，你说这‘共生蕊’是不是就像个记事本？它不负责擦掉痛苦，它只是把那些疼，变成了这墙皮的一部分。”
“差不多吧。”我接过她递来的一瓣橘子，塞进嘴里，酸得倒牙，“这就叫烂在肚子里，长在骨头上。”
黄昏的时候，风又起了。
我把妈生前最常穿的那双纳底布鞋洗干净了。
鞋底磨得很薄，鞋帮上还沾着之前犯病时在泥地里打滚留下的草汁。
我没把鞋烧了。
一双规规矩矩地摆在桃树下，鞋尖朝外，那是送行；另一双，我挂在了听语园那扇破木门的门楣上。
风一吹，那两条黑布鞋带就晃荡两下，像是有个看不见的小脚老太太，正踮着脚尖往院子里张望，等着喊谁回家吃饭。
远处的山脊线上，那帮平时咋咋呼呼的灰鼠今天也格外懂规矩。
它们排成了一条长龙，没有一只敢吱吱乱叫。
领头的那只大灰耗子把尾巴竖得笔直，所有老鼠的尾巴尖都齐刷刷地指向了这片废墟。
那是灰鼠老皮当年教它们的“送行礼”，道上的规矩，只有送真正的大辈儿，才摆这阵仗。
天彻底黑下来的时候，整个安宁病院静得像是在憋气。
我把手上的泥灰洗净，抬头看了一眼夜空。
丧事办完了，那是给活人看的仪式。接下来，该去办点死人的事了。
空气里隐约飘来一股子发霉的纸张味，混着陈旧的油墨香，那是从病院最深处那个被封了快二十年的地下档案室里渗出来的。
我转过身，没再看那棵桃树一眼，径直朝着那股味道最浓的阴影里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