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把火：军机处——枢机独揽，雷厉风行
当经济基础的三把大火在帝国疆域内燎原之际，雍正的目光已如鹰隼般，牢牢锁定了帝国权力运行的最高枢纽——那套沿袭自前明、经康熙朝润饰却依旧臃肿迟缓、易受掣肘的内阁-六部体系。青莲莲子对“秩序”与“效率”有着本能的渴求，而《清静宝鉴》心镜，更让他对朝堂之上那些冠冕堂皇的奏对、程序空转的公文、以及各部院之间推诿扯皮的痼疾，洞若观火，厌烦至极。
西北对准噶尔的战事时紧时缓，军情如火，却往往要经内阁票拟、六部核查、朝会议论，迁延旬月，贻误战机。地方重大灾异或民变，督抚奏报层层转递，待朝廷决策下达，有时已酿成大祸。更令他警惕的是，内阁与部院大臣，往往与各地督抚、宗室王公乃至后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项决策尚未出宫门，相关利益方可能已闻风而动，或阻挠，或变通，使得皇权在执行中被无形稀释。
“如此下去，朕的旨意，出得了紫禁城，却未必下得了州县！”雍正曾对怡亲王允祥如是说，指尖无意识地在御案上敲击，那是他陷入深度思考时的习惯动作，“太祖太宗时，军政大事，何等乾纲独断？如今却被文牍程式捆住了手脚。”
他的“直觉”告诉他，必须建立一个绝对忠诚、极度高效、高度保密、且完全由皇帝本人直接掌控的决策与执行核心。这个核心，要能绕过所有传统官僚机构的桎梏，将皇帝的意志如同臂使指般，瞬间传达至帝国最遥远的边疆。
于是，在雍正三年一个看似平常的秋日，一道不经内阁、直接由内廷发出的谕旨，悄然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办理军机事务处”，简称军机处。其办公地点，就设在紧邻养心殿的几间低矮瓦房内，与皇宫的富丽堂皇格格不入，却象征着它与皇权的极致贴近。
军机处没有正式的衙门编制，成员称为“军机大臣”，由皇帝在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中特简，无常员，无定品，完全依皇帝信任与需要而定。首批入值者，便是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等绝对心腹。他们每日黎明即入值，与皇帝共议军国要务，承旨拟谕。这里没有繁文缛节，没有空泛议论，只有皇帝简洁的指令与大臣们高效的反应。
军机处最大的创举，在于其文书制度——“廷寄”。对于需要紧急传达的谕旨，尤其是涉及军事部署、人事任免、重大案件等机密要务，军机大臣承旨后，不再走内阁明发上谕的流程，而是直接以“军机大臣字寄某官”的形式，密封后交兵部捷报处，由驿站加急驰递，直送当事人。信封注明“马上飞递”，规定日行三百里、四百里、六百里甚至八百里不等，延误者严惩。收件人需亲自拆阅，按旨执行，并直接复奏皇帝。
效率，带来了恐怖的掌控力。 一道用兵西北的决策，朝会可能还在争论粮草，而军机处的“廷寄”已星夜出京，数日即达前线统帅手中。某个贪腐大案的查办旨意，可能在该官员还茫然无知时，当地督抚已接到密令，开始行动。皇帝的意志，如同有了直接延伸至帝国末梢的神经与血管。
朝中那些习惯了通过内阁、六部程序来施加影响、获取信息、甚至拖延对抗的势力，骤然发现自己的“渠道”被硬生生截断了！许多重要决策，他们直到事成定局甚至已经执行完毕后，才从公开邸报或小道消息中得知。权力中心的转移，无声而迅猛。
自然有反对之声。几位资深大学士、御史联名上疏，痛陈“侵夺内阁之权，有违祖制”、“恐开专断之渐”。雍正对此的朱批只有冷冰冰的一句：“军机处乃为办理军务机宜而设，效率攸关社稷安危。尔等既知祖制，可知太祖太宗时，何曾有如今天下之广、事务之繁？墨守成规，岂是忠君爱国之道？” 并将为首反对最烈、却在西北军需转运中屡屡拖延的一位大学士，直接调离中枢，明升暗降。
在青莲本源赋予的精力支撑和《清静宝鉴》带来的绝对冷静下，雍正以惊人的速度适应并主导着这套新体系。他往往寅时（凌晨3-5点）即起，先处理军机处送来的紧急奏报与待拟廷寄，召见军机大臣；辰时（上午如山的奏章，直至深夜。军机处那几间简朴的值房，夜半时分常常灯火通明。
利益最大化：军机处的设立，使雍正将最高决策权与核心执行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极大削弱了内阁和部院的传统权力，皇权集中达到空前高度。行政效率的飞跃，为应对内外危机（西北战事、内部改革阻力）提供了强力保障，也为未来更大规模的行动（如海外拓展）奠定了高效的指挥基础。同时，通过军机大臣的选拔，他进一步扶植和巩固了忠于自己的核心班底。
第五把火：奏折制度深化——耳目通天，驾驭群臣
军机处解决了“决策与执行”的效率问题，而深化奏折制度，则解决了“信息与监控”的问题，成为雍正驾驭庞大官僚体系的另一只无形巨手。
奏折制度并非雍正首创，康熙晚年已露端倪，但雍正将其制度化、常态化、并赋予其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他鼓励和规定各省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乃至部分重要的道员、知府，以及朝廷特派的钦差、织造、关督等，均有直接向皇帝上奏密折的权力与义务。奏折内容包罗万象：地方政务、民生经济、官员操守、士林舆论、天灾异象、甚至市井流言、邻里纠纷……无所不包。奏折通过特定渠道（通常由皇帝亲信家奴或内务府人员传递）直送御前，不经任何衙门中转。
雍正处理这些奏折的朱批，更是旷古奇文，彻底打破了皇帝与臣工之间那种刻板、空洞的文书往来模式。他的朱批，鲜活、直接、个性鲜明，充满强烈的个人色彩与统治意志：
对忠心办事者，他可能批：“好！实心任事，朕甚欣慰。”
对禀报祥瑞、歌功颂德者，他厌烦地批：“此等无用之言，何必奏来？有这心思，多办几件实事！”
对推诿卸责、言语模糊者，他严厉斥责：“糊涂！混账！此事岂容尔等搪塞！”
对欺瞒不实、被他掌握证据者，他的怒火能穿透纸背：“尔之欺罔，朕已洞悉！还敢巧言饰辩？放他妈的屁！”
对心腹臣工，他则如同朋友谈心，谆谆教导，甚至透露些许帝王心术：“此事甚难，朕亦知之。然非办不可，尔当勉力。人心叵测，尔须加倍留心。”
这些毫不掩饰、直指人心的朱批，随着奏折发还，给上奏者带来的是巨大的心理冲击。他们能清晰地感受到皇帝那无处不在的注视、洞悉一切的智慧、以及赏罚分明的冷酷。这比任何正式的谕旨都更具威慑力与引导力。官员们为了在奏折中展现能力、获取信任、或至少不被斥责，不得不更加勤勉、更加谨慎、也更加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
同时，雍正严厉废除了一切无实质内容的“废话奏折”，如纯粹请安问好、重复谢恩、空洞议论等。他明令：“凡奏事，必言实事。空言累牍，徒费笔墨光阴，朕不取。” 这迫使整个官僚系统的文书风格向务实、简洁、高效转变。
利益最大化：深化奏折制度，使雍正建立起一张覆盖全国关键岗位、直通御前的庞大情报网与监控网。他不仅能掌握最真实的一手信息，破除官僚系统层层过滤带来的信息失真，更能通过朱批直接与臣工进行“精神对话”，施加个人影响，培养亲信，甄别忠奸，实现对官僚体系的精细化、人格化驾驭。这极大地巩固了皇权对地方的控制，使得任何欺上瞒下、结党营私的行为都变得风险极高，也为各项新政的推行提供了精准的信息支持和执行监督。
第六把火：改土归流——犁庭扫穴，根植王化
当内部的财政、吏治、行政体系在改革中阵痛新生时，雍正的目光，也投向了帝国疆域内那些法律与赋税难以抵达的角落——西南广袤的云、贵、川、桂等地的土司辖区。那里，数百个大小土司世袭罔替，拥兵自重，形同国中之国。他们之间攻伐不休，对朝廷时叛时附，严重阻碍了中央政令的推行、税赋的征收、以及边疆的稳定。更重要的是，那里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林木资源，以及通往东南亚的潜在通道。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雍正对着西南舆图，对军机大臣们说道，“土司之害，非止于抗命。其地丰饶，其民可用，其路通外。然彼等画地为牢，阻塞王化，实为帝国肌体之痈疽。” 青莲混沌经对“秩序”的追求，让他对任何游离于中央有效控制之外的“混沌”区域，都本能地产生“厘清”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