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平五年（公元194年）的夏天，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将它的威严烙印在中原大地上。烈日持续炙烤着干裂的田亩，河流水位一降再降，许多支流已彻底断流，露出龟裂的河床。天空中，那令人心悸的“嗡嗡”声日渐密集，灰黄色的蝗群如同流动的阴云，啃噬着一切残存的绿色希望。旱魃与蝗患交织，构成了一幅末世般的图景，迫使烽火连天的各方势力，不得不暂时放缓了征伐的脚步，面对这场关乎生存的严峻考验。
邺城，大将军府。
相较于朝廷控制区那虽有悲切却秩序井然的迁徙与救灾，袁绍集团内部则弥漫着更深的焦虑与无力感。坏消息接踵而至：汝南易帜，朝廷兵不血刃尽收其地；九江郡在孙策与朝廷的南北夹击下迅速瓦解，更让袁绍揪心的是，天灾的阴影同样笼罩着他的领地。
议事厅内，气氛沉闷。谋士沮授指着舆图上沛国的位置，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沉重：“主公，沛国已成死地！北有梁国张辽，西有汝南段煨，南有九江文聘、黄祖，东有徐州关羽虎视。更要命的是，沛国旱情丝毫不逊于兖豫，李丰、乐就、纪灵那近十万兵马人吃马嚼，存粮本就不丰，如今外援彻底断绝，困守孤城，一旦粮尽，不战自溃！届时，这十万大军若是投靠朝廷！”
许攸立刻接口，语气急促：“公与所言极是！沛国绝不可守！必须立刻放弃，将李丰、乐就所部撤出来！如今鲁国尚在我手，颜良将军已基本控制局面，虽亦有旱情，但依托泰山余脉，尚有零星水源，且去岁存粮相对充足。当命李丰、乐就即刻放弃沛国，全军北撤至鲁国，与颜良将军汇合，依托地形固守，方能保存这部分兵力，应对朝廷下一步可能来自东面的威胁！”
逢纪虽心有不甘，但也知这是眼下唯一的办法，补充道：“不仅要撤，还要快！趁朝廷大军主力尚在消化汝南、九江应对天灾、迅速行动。若等关羽、张辽彻底完成部署，想撤也撤不出来了！”
袁绍面色阴沉，看着地图上那片已然被朝廷势力六面（梁国、陈国、汝南、彭城、下邳、九江）合围的沛国，心中充满了憋屈与无奈。放弃一片疆土，无论如何都不是光彩之事。但他更清楚，继续让十万大军在沛国这座孤城、绝地里空耗粮草，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更何况这里的灾民无数，留下来就要赈灾，那对他的打击将是致命的，不如直接留给朝廷烂摊子。
良久，他重重一拳砸在案上，嘶声道：“传令！命文丑、李丰、乐就，放弃沛国携带所有能携带的军械，即刻北撤鲁国，与颜良汇合！沿途务必谨慎，防止敌军截击！”
短暂的和平与各自的困局。
持续了近半年的激烈战事，随着寿春的陷落、袁术势力的彻底覆灭，以及这场席卷北方的特大旱蝗天灾，终于进入了一个短暂的间歇期。
无论是朝廷，还是袁绍，或是孙策，都迫切需要时间来喘息。
朝廷控制下的司隶、兖州、豫州是此次天灾的重灾区，虽有预见和准备，但面对如此规模的天灾，压力依然巨大。数百万人口的迁徙安置，消耗了海量的粮草和人力，数十万军队被迫化兵为工，投入到维持秩序、挖掘深井、捕蝗抗灾的工作中。各地仍有饿殍出现，灾情奏报如雪片般飞向长安。朝廷的当务之急，是稳定内部，救济灾民，恢复生产，根本无力也无意在此时发动新的北伐或东征。
袁绍同样不好过。虽然已经占据青州全境、冀州大部（除新失的渤海）、以及控制的兖州泰山郡、豫州鲁国、徐州琅琊、东海，皆遭旱蝗侵袭。虽然其核心区域并未受到影响，且去岁存粮相对丰厚，但灾情的持续也极大限制了他的军事行动能力。放弃沛国，收缩兵力至鲁国、东海一带，是无奈之举，也是现实选择。他需要时间整顿内部，已有不少世家开始按照倾向于朝廷，新附的李丰、乐就部也需要消化，应对同样受灾、可能产生的流民问题。
孙策虽凭借夺取九江、缴获巨资而实力大涨，几乎全据扬州，但其内部远未稳固。丹阳、吴郡、会稽的山越并未完全臣服，地方豪强仍需时间整合消化。此刻的他，更倾向于巩固现有成果，而非继续北向与朝廷冲突。朝廷默许其占据九江南部，并接受其“献礼”（粮食），也给了他一个难得的稳定期。
天下大势，竟因一场天灾，进入了一种微妙的、脆弱的平衡。
长安，未央宫定策。
九江捷报和孙策的献表送至御前时，刘协正与郭嘉、诸葛亮、贾诩等人商议赈灾细节。看完战报，刘协并未过多欣喜，反而将目光投向了巨大的荆州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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