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观点在最高军事会议和科学顾问团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支持者认为这是打破僵局、寻找生机的唯一途径；反对者（以杨振华等元老为首）则斥之为冒险主义，认为主动侦查风险极高，可能暴露联盟位置，招致灭顶之灾。
王晨星陷入了两难境地。他理解赵擎天的焦虑，也清楚“破壁计划”的局限性。但他更深知“盲动”的巨大风险。他必须在“坐以待毙”和“冒险一搏”之间，找到一条极其艰难的中间道路。联盟的战略方向，再次来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而这一次，内部的压力和外部的威胁一样，都变得前所未有的紧迫。
就在赵擎天等“激进探索派”的呼声日渐高涨之际，联盟内部另一股强大的力量——以杨振华上将为首的“绝对保守派”——也以前所未有的坚定姿态表明了立场。两派之间的分歧，绝非简单的策略之争，而是关乎文明存续根本哲学的理念碰撞，这场碰撞在联盟高层引发了激烈的震荡。
在一次由王晨星亲自主持的、仅限于最高决策层和军事科学核心人物参加的小范围安全会议上，气氛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赵擎天刚刚陈述完主动侦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目光炯炯地看向王晨星，期待着他的决断。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杨振华缓缓抬起头。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将，虽鬓角斑白，但身形依旧挺拔，眼神锐利如鹰。他没有看赵擎天，而是直接望向王晨星，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历经沙场、看透生死的沉重感，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敲在与会者的心上。
“执行官，各位同僚，”杨振华开口，语气平静却蕴含着不容置疑的力量，“赵司令关于主动侦察的提议，听起来很诱人，充满了冒险家的浪漫。但是，请允许我直言，这绝非明智之举，这简直是在玩火自焚！”
他略微停顿，让“玩火自焚”这四个字在寂静的会议室里回荡，然后才继续阐述，言辞变得异常激烈：
“‘信使号’能够侥幸返回，带回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那是我们走了天大的运气！是‘收割者’可能恰好不在家，或者根本懒得理会一只偶然爬过脚边的小虫子！但我们能每次都指望这种运气吗？”
他环视全场，目光扫过那些面露赞同或沉思的脸庞，“每一次派出侦察舰，无论它多么隐蔽，都是一次巨大的、不可控的暴露风险！我们对‘收割者’的侦察能力、感知范围、反应机制，完全一无所知！我们就像一群躲在草丛里的兔子，去猜测猎人的望远镜能看多远，猎枪的射程有多长！任何主动的、指向联盟之外的动作，都等同于在黑暗中，亲手点亮一支火炬，挥舞着告诉那个可能存在的猎人：‘我在这里！快来抓我！’”
杨振华的核心论点建立在一种极度谨慎的、甚至可以说是悲观的风险评估之上。他认为，联盟对“收割者”的信息极度不对称，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主动行为都是在进行一场胜率未知的赌博，而赌注，是整个文明的存亡。
杨振华的激烈反对，并非出于顽固或怯懦，而是源于一套逻辑严密、以生存为最高准则的战略思想。这套思想，在保守派官员和学者中拥有广泛的市场。
保守派的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风险规避至上”和“隐匿即生存”。
对优势的认知：他们认为，联盟目前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优势，并非科技水平或军事实力（这些在“收割者”面前可能不堪一击），而是“深潜计划”所带来的隐匿性。只要不被发现，就有生存下去的可能。这是他们战略思考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