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潜计划”的综合成本评估：他仔细研究了来自民生部门、经济规划局、心理健康中心的报告。数据清晰地显示，社会压抑感、科技内卷化、地方离心倾向等副作用正在累积，且呈加速趋势。长期“深潜”的社会成本和风险被严重低估。
舰队战备与士气分析：他查看了各舰队的训练报告、装备维护记录和官兵心理评估。赵擎天所言非虚，长期闲置和高度紧张确实导致士气下滑和战斗力隐性衰减。
“盲眼”侦察技术的风险评估报告：他让技术专家提交了最详尽的、不加修饰的技术可行性分析和风险概率评估。结论是：技术有进步，但暴露风险依然存在，且无法量化。所谓的“可接受风险”是基于大量假设，任何一个假设不成立，都可能万劫不复。
基于这些信息，他在脑海中模拟了多种可能的情景：
情景a：采纳激进方案，主动探索成功。侦察舰带回关键信息，如另一个古文明遗迹，发现了“收割者”的弱点或重要技术线索。联盟获得战略主动，可能找到反击或有效规避的方法。这是最好的情况，但概率未知。
情景b：采纳激进方案，主动探索失败。侦察舰暴露，引来“收割者”。联盟面临灭顶之灾。这是最坏的情况，一旦发生，满盘皆输。
情景c：坚持保守方案，隐匿持续有效。“破壁计划”在数十年或数百年后取得突破，联盟实力大增，足以应对威胁。或者，“收割者”始终未出现。这是保守派期望的平稳路径。
情景d：坚持保守方案，隐匿最终失效。或因内部社会崩溃，或因“收割者”技术进步或偶然发现，联盟在沉睡中被毁灭。这是保守策略可能隐藏的致命风险。
推演的结果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两派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也都有其致命的弱点。
激进派（赵擎天）正确地指出了“深潜”的长期不可持续性（社会窒息、科技停滞）和抓住时机的重要性，但严重低估了暴露风险的毁灭性和不可控性。他们的方案是一场胜率极低的豪赌。
保守派（杨振华）正确地强调了隐匿性的极端重要性和未知风险的可怕，但低估了长期封闭对社会结构、科技活力和文明精神的腐蚀作用，其“无限期等待”的策略本身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坐以待毙）。
简单的二选一，无论选哪边，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王晨星意识到，他需要的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一个能够超越两派局限、更具前瞻性和包容性的战略框架。这个框架必须同时解决几个核心问题：
如何继续维持最大程度的隐匿安全？
如何打破内部停滞，激发活力？
如何获取关于“收割者”的关键情报？
如何维持联盟的凝聚力？
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一个初步的、大胆的构想开始在他脑海中形成雏形。这个构想的核心是“有限风险下的主动试探”与“绝对安全下的深度蛰伏”相结合的双轨制。
轨道一（对外）：极其谨慎、高度定向的“溯源计划”。不完全拒绝主动探索，但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频率、最高安全标准下。不是漫无目的地撒网，而是基于已有线索（如“信使号”数据、“破壁计划”的理论推测），选择风险相对可控、潜在收益可能最高的特定目标进行侦察。每次行动都需经过最严苛的审批和模拟推演，如同在雷区中用探针小心翼翼地点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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