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事情远没到画上句号的时候。查账进行到第三天，运销公司那栋爬满爬山虎的旧办公楼里，就开始弥漫起一股异样的气息。走廊里原本热闹的交谈声变少了，员工们碰面时眼神躲闪，偶尔传来的低语也像含了棉花，含糊不清。覃允鹤后来从红星钢铁厂业务员小宋的口中才知晓，在背后搅局的不是别人，正是公司副经理周明远。
周明远今年四十出头，总爱穿一件熨得笔挺的深蓝色西装，领口永远扣到最上面一颗扣子，头发用发胶梳得一丝不苟，连一丝碎发都看不到。哪怕运销公司的走廊里常年飘着煤尘，他走过时也总带着一股淡淡的古龙水味，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始终端着一副“精英”派头。自打覃允鹤五年前被提拔为运销经理，周明远的眼神就没从这个位置上移开过。每次部门开会，他要么坐在角落默默翻着手机，手指在屏幕上快速滑动，仿佛对会议内容毫不在意；要么在覃允鹤布置工作时突然插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比如“现在行情变了，老办法不一定管用”“客户那边是不是该多放点权限”，明里暗里透着不服气。
私下里，他更是常跟底下的业务员抱怨：“覃允鹤那套早就过时了！做业务哪能这么死板？不懂变通，早晚得出事！”有次业务员小刘在茶水间听到他跟心腹嘀咕：“等哪天他栽了，我来接手，保证把业绩提上去。”那时大家只当是周明远随口发泄，没成想他真会抓住查账的机会动手脚。
这次检察院查账的消息一传开，周明远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他先是在办公室里跟几个心腹关起门来嘀咕了半天，窗户拉着窗帘，连路过的员工都能听到里面隐约的争论声。第二天一早，他就开着公司那辆挡风玻璃上有道裂痕的桑塔纳出发了——那辆车是前几年公司淘汰下来的，方向盘有点歪，刹车也不太灵，平时没人愿意开，只有周明远为了撑场面，偶尔会开出去。他沿着城郊的公路，挨个拜访运销公司的合作客户，第一站就去了东风钢铁厂。
到了东风钢铁厂，周明远没提前预约，直接闯进总经理李总的办公室。他把黑色的公文包往实木办公桌上一摔，“咚”的一声响，吓得李总手里的钢笔都差点掉在纸上。“李总，您还不知道吧？覃允鹤这次彻底栽了！”周明远的声音大得能让隔壁的文员都听见，他手指着天花板，眼神里满是藏不住的得意，唾沫星子溅在桌上的供货合同上，也毫不在意，“贪污了整整一百万！检察院都搜着证据了，账本、银行流水都有，搞不好要判死刑！”
李总皱着眉，手指敲了敲桌面：“周副经理，这话可不能乱说，覃经理跟我们合作这么多年，不是那种人。”“怎么是乱说？”周明远凑上前，压低声音却故意让对方听清，“我也是听检察院的人透的口风，错不了！您后续要是想继续合作，可得跟我对接，别到时候受牵连。”说完，他得意地笑了笑，拿起公文包就走，留下李总对着桌上的合同发呆。
这些话像沾了煤尘的风，没两天就刮遍了所有合作客户的耳朵。这些客户大多是覃允鹤跑了十几年才拉来的老熟人——有的是他刚进公司当学徒时，跟着老业务员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顶着三伏天的烈日跑遍城郊乡镇才搭上的线；有次为了见一个煤矿老板，他在对方办公室外等了三个小时，汗湿透了衬衫，却连一句抱怨都没有。在煤炭行情最差的时候，市场上块煤价格暴跌，公司要求不能降价，他顶着内部的压力，一次次跟总经理申请，最终主动给对方让利三个点，才保住了长期合作。
就说红星钢铁厂的王总，跟覃允鹤认识快二十年了。当年覃允鹤刚跑业务时，王总还是个车间主任，两人在小饭馆里吃了一碗面，就定下了第一笔合作。后来王总升了总经理，合作也没断过，每年春节还会互相寄两箱家乡的特产——覃允鹤寄自家腌的腊肉，王总寄当地产的苹果，手里的供货合同续签了一次又一次，堆在抽屉里有厚厚一摞。
他们心里虽不愿意相信覃允鹤会贪污——毕竟覃允鹤办事向来爽快，每次对账时，账本记得清清楚楚，连几分钱的零头都不会含糊；遇到供货延迟，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去处理，哪怕是半夜也会去火车站盯着装车——但难免犯嘀咕。红星钢铁厂的王总琢磨了一上午，还是决定派业务员小宋去北服公司打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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