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公司的实验室里飘着股中药味。苏蔓穿着白大褂，正在指导研究员做实验，发梢别着支钢笔，和大学时在课堂上做笔记的样子重合在一起。看见林夏，她手里的移液枪“啪”地掉在实验台上，蓝色的液体溅在白大褂上，像朵突然绽开的花。
“好久不见。”苏蔓的声音很轻，指尖在实验台边缘蹭了蹭，“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林夏的目光扫过墙上的专利证书，其中一项就是被诉的中药组合物专利。证书上的发明人栏里，除了苏蔓，还有个熟悉的名字——他们大学时的导师，去年刚去世。
“老师的研究笔记，您还留着吗？”林夏的声音有点发紧，“原告专利的核心配方，其实是老师退休前的未公开成果。”
苏蔓的眼圈红了：“老师临终前把笔记交给我，说‘这方子能救很多人’。我们花了三年做临床试验，刚投入生产就被起诉……”她从抽屉里拿出个牛皮笔记本，封面印着大学的校徽，“这是老师的原始记录，比原告的申请日早了五年。”
笔记本里夹着张照片，是他们三个人在实验室的合影，老师站在中间，笑得一脸慈祥。照片背面有老师的字迹：“科研的意义，是造福患者，不是囤积居奇。”
林夏的指尖捏得发白。他想起大学时的实验室，老师总说：“好的药，要像蒲公英，能飞到每个需要它的地方。”那时的月光透过窗户照在培养皿上，液体里的中药颗粒像星星一样闪烁。
下午两点，林夏回到律所，把找到的证据摊在张主任面前。老律师戴着老花镜，逐页翻看老师的笔记，手指在“2018年3月12日”的日期上停了很久：“这些证据能证明涉案技术是老师的职务发明，原告作为老师的前助理，涉嫌侵占科研成果。”
“我想提起专利权无效宣告。”林夏的声音带着点沙哑，“同时申请中止诉讼，等无效结果出来再开庭。”
张主任放下笔记，镜片后的目光带着审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原告的代理律所是业内顶尖的，他们会用尽手段反驳，这案子可能会拖很久……”
“我知道。”林夏调出原告专利的审查档案，在“优先权”一栏画了条线，“但我也知道，这药现在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的救命药，一旦停产，他们每月要多花两千多块买进口药。”
整个下午，林夏都在整理无效宣告请求书。小艾帮他查到原告专利在欧洲的申请被驳回了，审查员认为“不具备创造性”；他又联系了几位中药领域的专家，他们都愿意出具意见书，证明涉案配方在老师的研究基础上没有实质性改进。
傍晚六点，夕阳把律所的玻璃幕墙染成了暖金色。林夏把请求书装订成册，封面上写着“关于‘一种治疗糖尿病的中药组合物’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小艾端来杯热奶茶，杯套上印着只卡通恐龙：“林哥，王厂长刚才打电话，说找到发票了，就在仓库的旧纸箱里。”
林夏接过奶茶，温热的触感顺着指尖蔓延到心里。他想起刚考专利代理人资格证那年，老师说的话：“知识产权就像种树，既要施肥浇水让它长大，也要修剪枝叶让它不挡别人的路。”
晚上八点，林夏在法院门口等到了苏蔓。把无效宣告请求书的副本交给她时，她从包里拿出个小盒子：“这是老师研制的药膏，治你常年握笔磨出的茧子，效果很好。”
药膏的味道很熟悉，是老师实验室里特有的中药香。林夏想起大学时自己总抱怨握笔太累，老师笑着说“等我配出好药膏给你”，没想到这承诺，迟到了这么多年。
回到家时，女儿发来视频，屏幕里飘着生日蛋糕的甜香。“爸爸，妈妈说你在帮很多人做很厉害的事。”女儿的小脸上沾着奶油，“我画了张画给你，是爸爸在保护很多很多专利证书哦。”
林夏靠在墙上，看着女儿举着画笔画的歪歪扭扭的证书，突然觉得很踏实。他想起王厂长的玩具厂，想起苏蔓的生物公司，想起那些在专利证书里藏着的理想——或许他永远成不了张主任那样叱咤风云的大律师，但他愿意做那个在权利要求书里寻找温度的人。
桌上的权利要求书还摊开着，第6页的“独立权利要求”已经修改完毕。林夏拿起笔，在文件的空白处画了朵小小的蒲公英——那是老师最喜欢的花，象征着知识的传播与共享。
明天早上八点半，他还会准时坐在办公桌前，修改新的专利文件，准备新的庭审材料。他会继续在法律和人情之间寻找平衡，会为真正的创新保驾护航，也会对恶意抢注的行为说不。因为他知道，每一份专利证书背后，都是活生生的理想，是沉甸甸的担当，而他笔下的每一项权利要求，都该对得起这份创新的温度。
月光透过窗户照在专利证书上，把那些工整的文字镀上了层银辉。林夏的笔尖悬在“代理人签名”处，迟迟没有落下——他在想，该用怎样的力道，才能既签下法律的严谨，又签下人心的柔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