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的战报与东南的警讯，如同冰与火交织的奏鸣曲，在帝国的权力核心激荡回响。陈远立于这风暴眼中，四条脉络在他掌中清晰延伸，编织成一张愈发紧密而庞大的网。
左宗棠大军克复吐鲁番后，并未停歇，挟大胜之威，如狂飙般席卷南疆。在“惊蛰”火炮的轰鸣与“远火”步枪的精准射击下，阿古柏政权赖以顽抗的一座座城池相继陷落。库车、阿克苏、乌什……湘军的战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插上这些古老城头。
与此同时，陈远通过胡雪岩渠道输送的，不仅仅是武器和粮饷。一批批经过讲武堂短期培训的基层官吏、测绘人员、甚至还有几位被冯墨“淘汰”下来但通晓机械维护的工匠，随着大军西进。他们携带的，除了公文印信，还有陈远亲自审定的《西域屯垦安民简易条例》和《矿务勘探初步指南》。
在库车城外新发现的露天铜矿旁，胡雪岩派出的掌柜与当地归顺的头人，已经在“西北拓垦商社”的旗帜下，勘定界址，招募流民，准备开采。左宗棠对这类“战时就地取材、以充军资”的做法默许甚至支持，毕竟，这大大减轻了他后方筹饷的压力。一种由军事胜利催生的、带有强烈陈远色彩的早期殖民开发模式，在天山以南迅速萌芽。
阿古柏众叛亲离，在清军逼近其老巢喀什噶尔时，于绝望中服毒自尽。其子伯克·胡里携残部仓皇逃往俄境。至此，除伊犁地区仍被沙俄占据外，新疆全境宣告光复。捷报传至京城，引起的震动甚至超过了乌鲁木齐之役。如此短的时间，如此彻底的胜利，让所有质疑西征、质疑陈远能力的声音彻底噤声。
台湾的战事，却陷入了诡异的僵持。日军深陷热带丛林的泥沼，非战斗减员日益严重，补给线又持续受到“水鬼营”的骚扰，攻势渐疲。而清军方面，沈葆桢与奉命渡海的刘铭传稳扎稳打，并不急于决战，利用地形层层设防，步步压缩日军的活动空间。
真正打破僵局的，是来自海上的变化。福州船政局与西山制造局联合赶造的首批三艘“海凫”级猎潜舰：装备了“惊蛰”衍生型速射炮和轻型鱼雷的快速炮舰，悄然下水。它们体型不大，但航速惊人，火力对于缺乏装甲保护的运输船来说堪称致命。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艘“海凫”舰在澎湖附近海域，凭借速度优势，成功截击了一支试图向琅峤日军运送补给的日本船队。一场短暂而激烈的交火后，一艘日方运输船被速射炮打成火球，另一艘受创逃走。消息传开，日本国内舆论哗然，对“征台”行动的质疑声陡增。
与此同时，李铁柱利用陈远提供的资金，在国际市场上大肆收购日本国债，并散布日本财政即将崩溃的流言（某种程度上接近事实），进一步动摇了日本维持战事的信心。英、美等国见日本陷入泥潭且清廷表现出乎意料的韧性，调门开始转变，从暧昧观望转向敦促日本“妥善解决”争端。
西乡从道接到了国内“寻求体面方式撤退”的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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