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完整地执行了陈远“刚柔并济”的策略。麾下最精锐、全部装备“远火二式”和“惊蛰一式”的“振武军”一万人，在伊犁河谷东侧展开声势浩大的实兵演习。炮弹精准地落在预设的无人区，炸起冲天的烟柱；步兵分队在旷野上演练着新颖的散兵线进攻战术，枪声密集如瀑。俄军驻伊犁司令科尔帕科夫斯基站在城头，用望远镜观察着这一切，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清军展现出的火力、纪律和战术素养，与他印象中那支腐朽落后的军队判若云泥。
与此同时，北京总理衙门的谈判桌前，唇枪舌剑同样激烈。俄方代表格尔斯起初态度强硬，咬定伊犁为“代守”，要求清廷支付巨额“代守费”并割让塔尔巴哈台（塔城）等地作为补偿。但清廷代表在陈远通过特殊渠道提供的、关于俄国内部财政困难及其在土耳其斯坦统治不稳的情报支持下，寸步不让，反而指责俄方违约久矣，要求其无条件撤军。
谈判陷入僵局。陈远审时度势，再次密奏，提出“以夷制夷”之策。他建议通过李铁柱的商路，向英国《泰晤士报》等有影响力的西方媒体，“透露”沙俄在伊犁的军事部署及其对英属印度可能构成的威胁，并暗示清廷有意向英国订购新式军舰以加强海防。此计一出，英国政府对俄态度果然更趋强硬，开始向圣彼得堡施加外交压力。
军事威慑、外交周旋、国际制衡，三管齐下，伊犁问题的天平，开始微微向大清倾斜。
《台事专条》墨迹未干，陈远的目光已投向更远的海洋。他指示刘铭传，不仅要修炮台、练新军，更要在台湾设立“机器局”，利用岛上丰富的樟脑、煤炭资源，尝试建立小规模的军需配套产业，减少对大陆的依赖。同时，他批准了冯墨提交的、基于杨芷幽送来那份残缺铁甲舰图纸进行“逆向研究”的申请，但严令仅限于理论研究和关键部件预研，绝不可泄露风声，更不可投入实际建造。
“造大船，非一日之功，亦非一己之力。眼下，当以巩固海防、积累技术为先。”陈远在给冯墨的批示中写道。他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吃，在拥有足够的财力、技术和国际环境之前，过早暴露建造铁甲舰的野心，无异于稚子抱金过市。
“通商银行”的运营逐渐步入正轨，开始为制造局体系内的工矿企业提供稳定的信贷支持。胡雪岩展现了其惊人的商业手腕，不仅稳住了阜康钱庄的基本盘，更利用“通商银行”的平台，将晋商、徽商乃至部分粤商的游资，巧妙引入陈远规划的北方工业体系中。
然而，淮系的反扑也随之而来。李鸿章控制的轮船招商局，突然宣布大幅降低天津至上海的漕粮运费，矛头直指与“通商银行”关系密切的几家航运商行。同时，江南制造局也开始以更高的薪俸，挖掘西山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熟练工匠。
面对商业绞杀和人才争夺，陈远并未慌乱。他授意李铁柱，联合受影响的华商，组建“北洋航运公会”，以集体议价、互助保险等方式对抗招商局的打压。对于工匠流失，他则双管齐下：一方面，由制造局出面，与核心技术人员签订更严格的保密协议和长期服务契约，并提高其分红比例；另一方面，通过讲武堂开设速成技术班，加紧培养新一代产业工人。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