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完善三省六部制、开拓西域，对朱棣迁都北京、设内阁、郑和下西洋深表认同：“朕迁都洛阳，为的是‘居中驭外’；朱棣迁都北京，搞‘天子守国门’，把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合一，比朕更敢‘破旧立新’！设内阁让文臣辅政，比朱元璋‘废除丞相、独断专行’更懂‘分权制衡’（虽为集权服务）；派郑和下西洋，比朕‘派玄奘取经’更能‘扬国威于海外’，这‘开放包容’的格局，配得上‘盛世之君’！”
但对东厂与酷政怒目：“朕设御史台监察百官，靠‘纳谏’让大臣敢说话；朱棣设东厂，让宦官当特务监视朝野，搞得人人自危，比武则天‘重用酷吏’更伤朝堂风气！‘诛十族’‘瓜蔓抄’更是违背‘慎刑’之道，朕杀李建成、李元吉，却未株连太多，朱棣这般‘滥杀’，纵有治国之。
李世民因“废立太子”（李承乾、李泰之争）引发动荡，对朱棣在朱高炽、朱高煦间摇摆感同身受更怒其不争：“朕当年因偏爱李泰，导致李承乾谋反，虽然后来立李治为太子，却也留下‘武则天夺权’的隐患；朱棣比朕更糊涂——朱高炽仁厚，懂‘休养生息’，是守成良主；朱高煦像你一样勇武，却残暴无谋，分明是‘第二个李建成’！你明知朱高煦野心勃勃，却纵容他争储，死前才定朱高炽，难怪你一死，朱高煦就敢谋反（宣德年间汉王之乱）！帝王立储，当‘早定嫡长、杜绝争端’，朱棣这‘犹豫不决’，比朕当年的‘偏爱’更误国！”
赵匡胤以“陈桥兵变”和平夺权，靠“重文抑武、分权制衡”定北宋根基，对朱棣的评价会聚焦“夺权手段的温和性”“集权与分权的平衡”“文武关系的处理”，尽显南北两宋与大明治国理念的差异。
对朱棣靖难之役与自己陈桥兵变的对比，赵匡胤摇头：“朕当年‘黄袍加身’，兵不血刃拿下后周，开封百姓‘市不易肆’，后周宗室也得以保全；朱棣打了四年仗，山东、江苏一带百姓流离失所，南京城破还闹出建文帝‘自焚’（或失踪）的谜案，比朕‘和平夺权’多了太多血腥味！帝王夺权，‘不扰百姓’才是根本——朕靠‘恩威并施’让后周大臣主动归附，朱棣靠‘杀戮’震慑反对者，虽都得了天下，却少了几分‘仁道’。尤其你‘叔夺侄位’，比朕‘臣夺君位’（后周恭帝是柴荣之子，与朕无血缘）更难堵天下悠悠之口，若能像朕对待柴宗训那样，给建文帝留条活路，或许更能收人心！”
赵匡胤设“三衙”“枢密院”分权，对朱棣削藩、设内阁、迁都北京深表认同：“朕‘杯酒释兵权’，是怕武将叛乱；朱棣削藩收兵权，是怕藩王作乱，咱俩都是‘防内患’的思路，只不过你面对的是宗室，我面对的是功臣——你‘迁藩、削权’的软着陆手段，比建文帝‘急削藩’高明，值得借鉴！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比朕定都开封‘四战之地’更能掌控边疆，这‘战略眼光’很强！”
但对其“重武轻文”皱眉：“朕立下‘不杀士大夫’祖训，靠文官治国稳定内政；朱棣却杀方孝孺等文臣，还让宦官干政（东厂），比五代‘武人跋扈’更伤文治根基！北宋虽军事弱，却有‘文化盛世’；朱棣搞‘重武轻文’，纵能拓疆，却难让天下人‘心悦诚服’——治国当‘文武平衡’，你偏科太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