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嬴政：“朕自亲政以来，用李斯、王翦之辈，历时十年灭韩、赵、魏、楚、燕、齐，从‘诸侯割据’到‘海内为一’，靠的是‘雷霆手段’——凡抵抗者，破城后尽诛其贵族，迁其百姓，绝其复辟之念；李世民这小子，随李渊在太原起兵，面对薛举、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亲率玄甲军冲锋陷阵，虎牢关一战以少胜多，擒窦建德、迫降王世充，半年间平定中原，这份‘战必胜、攻必取’的军事魄力，倒有几分朕当年的影子。
但朕与他‘定天下’的根基不同：朕接手的秦国，经六世之余烈，有‘奋六世之余烈’的积累，灭六国是‘顺势而为’；他起兵时，李渊不过太原留守，兵力不足万余，隋末天下大乱，各路反王割据一方，他能在乱世中杀出一条血路，靠的是‘临机决断’——劝父起兵时的果决，对战局判断的精准，比李渊那优柔寡断的性子强太多，这点朕得认：他在‘无根基可依’的情况下定天下，比朕更难，也更见真本事。
不过，他平定天下后，对割据势力的残余‘过于宽容’：窦建德旧部刘黑闼起兵，他竟还想‘招抚’，结果养虎为患，打了一年多才平定；朕灭六国后，直接‘迁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将贵族势力连根拔起，再无复辟之祸。帝王定天下，‘威’与‘抚’需并用，但‘威’必须在前，他倒好，先‘抚’后‘威’，白费了不少兵力，这点不如朕‘斩草除根’来得彻底。”
论“立制度”：皆为集权谋，深浅不同，取舍各异：“朕废分封、设郡县，让天下官吏皆由朕任命，地方权力尽归中央，从此‘海内一统，无诸侯割据之患’；李世民搞‘三省六部制’，让中书省拟诏、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看似分权，实则把丞相的权力拆解得七零八落，让大臣互相牵制，最终权力还是归他一人，这点与朕‘削弱相权、强化君权’的思路一致，算是懂帝王集权的门道。
但他的制度‘藏着妥协’：表面上废了世袭贵族，却又搞‘世袭罔替’的勋官制，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武将后代可袭爵，虽无封地，却有特权，这与朕‘非有功者不得封爵’的规矩相悖——朕当年封爵，只看军功，哪怕是宗室，无战功者亦不得封，他倒好，为了笼络功臣，留了‘贵族特权’的尾巴，难怪唐朝后期会有权臣专权、藩镇割据之祸。
再看选官：他完善科举制，让寒门子弟靠考试入仕，这比汉朝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强，至少能让真正有本事的人上来，不像那些制度被世家大族垄断；但朕当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官吏皆从基层小吏提拔，懂律法、知民情，比科举选出的‘只会读书写文章’的儒生更实用。他用儒生，是想靠‘儒学’拢人心，却忘了儒生最会‘空谈误国’；朕用法吏，是让天下人‘知法、守法’，凡事有章可循，这才是治国的根本。
还有‘统一度量衡、文字’：朕当年‘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与度量衡’，让天下政令畅通、商贸无阻，这是‘大一统’的根基；李世民倒好，只沿用隋朝的制度，没在‘统一’上再进一步，甚至允许西域诸国用自己的货币、文字，美其名曰‘包容’，实则是忘了‘制度一统才能人心一统’。他当‘天可汗’，想让四夷臣服，却连最基本的制度统一都做不到，比朕差远了。”
论“治天下”：民本与集权的平衡，宽严皆有得失：“朕统一天下后，修长城、筑直道、开灵渠，虽耗民力，却是为了‘万世安稳’——长城抵御匈奴，直道便于调兵，灵渠沟通南北，这些都是利在千秋的大事；李世民搞‘轻徭薄赋’‘释放奴婢’，让百姓休养生息，开创贞观之治，看似比朕‘仁厚’，但他忘了‘帝王治世，不能只图一时安稳’。他在位时，突厥虽被击败，却未彻底根除，晚年还得征伐高句丽；朕当年派蒙恬北击匈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修长城更是为后世挡住了边患，虽落了个‘暴君’的名声，却为秦朝留下了安稳的边疆，这点他不如朕‘有远见’。
再说律法：朕制定《秦律》，严刑峻法，让天下人‘不敢犯法’，虽严苛，却换来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秩序；李世民修订《唐律疏议》，废除酷法，搞‘德主刑辅’，看似宽仁，却让官吏有了‘徇私枉法’的空间。他手下的魏征天天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却忘了‘法不严，则民不敬’——朕治下，官吏不敢贪、百姓不敢乱，秩序井然；他治下，虽有‘贞观之治’的繁华，却也埋下了‘吏治腐败’的种子，唐朝后期官吏贪腐成风，就是从他这‘宽纵’开始的。
不过，他‘纳谏’的定力，朕得承认不如他。朕当年下‘逐客令’，被李斯一篇《谏逐客书》说服，就觉得自己够听劝了；他倒好，魏征天天当着满朝文武挑他毛病，甚至敢反驳他的圣旨，他不仅不杀，还称魏征为‘人镜’，这份胸襟，朕确实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