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一统后急于求成’，修长城、建阿房宫，耗尽民力，犯了‘守成大忌’。我治理江东，从不搞‘竭泽而渔’，反而兴修水利（如开凿破岗渎）、安抚山越，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长久割据、以待时机’的根本。
他最失算的是‘废分封却未立稳制衡之术’，导致相权（李斯）与宦权（赵高）失控。我在东吴，让周瑜、鲁肃等武将与张昭等文臣相互制衡，又牢牢掌控军权，正是吸取他‘权力失衡’的教训。说到底，‘一统’难，‘守住一统’更难，他只懂‘打天下’，却不懂‘治天下’的‘缓与稳’。”
诸葛亮：“嬴政‘统一文字、度量衡’，实乃‘利在千秋’之举——消除地域隔阂，让华夏成为真正的‘文化共同体’，这一点，朕深以为然（如在蜀地推广中原文化，融合益州本土文化）。
他的郡县制，本是‘强化中央、避免分裂’的良策，却因‘执行过刚’而失败：官吏皆由中央任命，对地方民情不熟，又用严刑峻法约束，反而激化矛盾。我治蜀时，沿用郡县制，但‘亲选官吏、注重教化’（如任李严镇永安、张翼抚南中），既保中央权威，又让地方官‘因地制宜’，这才是‘制度活用’。
最可惜的是，他有‘一统天下’的伟业，却无‘长治久安’的规划，死前未妥善安排继承人（扶苏被废），导致赵高、胡亥乱政。先帝（刘备）托孤于我，我不仅要辅佐后主，更要为蜀汉定下‘亲贤臣、远小人’的规矩，就是要避免重蹈他‘身后乱政’的覆辙。他是‘千古一帝’，却也是‘千古一戒’，功过都值得后世君臣深思。”
隋文帝杨坚：“朕代周建隋，终结三百年分裂，统一南北；嬴政灭六国，结束五百年割据，咱俩都是‘乱世终结者’，懂‘分裂则民苦，统一则民安’的分量。
他创‘皇帝’称号、立‘三公九卿’，为帝制定了骨架；朕沿其制，却改‘三公九卿’为‘三省六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让决策、审核、执行分工更细，既避免权臣专权，又提高行政效率——他是‘制度开创者’，朕是‘制度完善者’，就像他盖了栋房子，朕只是把‘漏风的窗户’换成了‘严实的木门’，让房子更耐用。
他‘统一文字、度量衡’，解决了‘六国异制’的难题；朕统一南北后，立刻推行‘开皇律’‘均田制’，还改革货币（铸五铢钱）、整顿户籍（大索貌阅），比他更注重‘制度的全面性’——他只解决了‘表面统一’，朕却做到了‘深层统一’（律法、经济、户籍全统一）。不过他‘焚书坑儒’，靠‘暴力’统一思想；朕‘崇佛抑道’，却也保留儒家典籍，让学子能安心读书，论‘文化包容’，他不如朕‘有胸襟’。
他修长城、开灵渠，靠‘大工程’巩固边疆；朕派史万岁击突厥、平江南，靠‘精准打击’解决边患，没像他那样‘滥用民力’，毕竟‘百姓刚从战乱中喘过气，经不起折腾’。最可惜的是，他立储糊涂，让赵高、李斯钻了空子；朕废杨勇、立杨广，本以为杨广能‘守好江山’，没想到他比胡亥还荒唐，直接把隋朝搞亡了——咱俩都在‘立储’上栽了大跟头，说到底，‘选继承人，不能只看表面聪明，更要看心性沉稳’，这教训太惨痛了！”
唐太宗李世民：“朕十八岁劝父起兵，亲率大军灭薛举、擒窦建德，靠自己打下唐朝半壁江山；嬴政靠着六世余烈灭六国，虽有魄力，却少了几分‘白手起家’的艰难，这点朕比他‘硬气’。不过他灭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一次性解决‘分裂后遗症’，朕登基后却要慢慢调整三省六部制、完善科举制，论‘大刀阔斧搞改革’，他比朕‘果断’。
他搞‘郡县制’，朕完善‘中央集权’，都是为了避免‘诸侯割据’，但他把地方权力收得太死，郡县官全靠中央任命，一旦中央出问题，地方就乱；朕保留‘节度使’（初期），让地方有一定自主权，虽然后来酿成藩镇之乱，但初期确实稳住了边疆，这点咱俩‘各有利弊’。他‘严刑峻法’，靠《秦律》震慑百姓；朕‘德主刑辅’，靠《唐律疏议》与民休息，他治下‘路不拾遗’靠的是‘怕’，朕治下‘夜不闭户’靠的是‘服’，论‘治世境界’，朕比他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