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在南阳起兵时，常闻‘太公不事昏主’之事，深以为然——贤臣择主，如良禽择木，非贤主不能留贤臣；贤主得臣，如文王得太公，非贤臣不能成大业。昔年更始帝（刘玄）无谋，宠信奸佞，即便有贤才在侧，也难成大事，这便是‘主不贤则臣散’；朕自即位，躬行节俭，广纳谏言，如邓禹、冯异之辈愿为朕效死，这便是‘主贤则臣聚’。太公曾言‘为君者，当以民为根’，朕恢复‘三十税一’，释放奴婢，便是学太公‘得民者得天下’。朕常对太子说：做君主，不仅要盼‘太公式’的贤臣，更要先做‘文王式’的明主——若自身不贤，即便有太公在侧，也难守江山。”
隋朝
隋文帝杨坚：“太公之‘制’在稳，当为隋制之鉴”
杨坚结束南北朝分裂，急需“稳定政权的制度设计”，他解读姜子牙，重点在“治齐的制度创新”，将其作为隋朝制定国策的参考。
“南北朝三百余年战乱，皆因‘制度散乱，民心不附’。朕读太公治齐，见其‘不照搬周制，因俗定策’——齐地盐碱多，便兴鱼盐；东夷俗不同，便简礼仪，终让齐地‘一年定，三年兴’，此乃‘制度适配民心，则天下稳’。朕即位后，废九品中正制，行科举取士，是仿太公‘不问出身，唯才是举’；制定《开皇律》，减省酷刑，是仿太公‘简礼以安民’；推行均田制，让百姓有地种，是仿太公‘兴利以养民’。有人劝朕‘沿用旧制，省事省力’，朕却说：太公若守旧制，齐地岂能成东方富国？隋若守旧制，岂能安天下百姓？太公的‘制度智慧’，不在守成，在变通——变通则能稳，稳则能兴。”
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太公之‘谋’在安天下，非仅在胜战”
李世民亲历“玄武门之变”，开创“贞观之治”，他眼中的姜子牙，早已超越“军事家”，是“安邦定国的全能政治家”，评价里满是“治国者的共鸣”。
“朕常与房玄龄、杜如晦论太公，玄龄言‘太公之谋在战’，如晦言‘太公之智在治’，朕以为二者皆对，却未及根本——太公之核心，在‘知何时用战，何时用治’。商纣暴虐，他劝文王‘先修德，后蓄力’，是‘不急于求成’；牧野之战，他率部冲锋，是‘当断则断’；灭商后，他不贪功，自请封齐，是‘不恋权位’；治齐时，他不照搬周制，兴鱼盐之利，是‘因地制宜’。此四者，皆是‘为君治国’的要诀！朕即位后，轻徭薄赋，仿其‘得民’；任用房杜，仿其‘得贤’；平定突厥，仿其‘战而不乱’——朕常对太子说：读太公事迹，不要只学‘怎么打胜仗’，要学‘怎么让天下不再打仗’。若仅将太公当‘兵神’，便是小看了他，也小看了‘治国’二字！”
宋朝
宋太祖赵匡胤：“太公之‘忠’在守道，非仅在事君”
赵匡胤以“陈桥兵变”登基，最怕“臣强叛君”，他解读姜子牙，刻意放大“忠君守道”的一面，暗含对武将集团的“警示”。
“朕看太公，最敬他‘两不投’：一不投纣王，因纣王失道；二不投诸侯，因诸侯无志——他等的不是‘君主’，是‘能行正道的君主’。文王拉车，他便辅佐；武王即位，他仍尽心；成王年幼，他还愿镇东夷、平叛乱——此非‘愚忠’，是‘守道之忠’：道在，则事君；道亡，则去君。朕登基后，立‘武成王庙’，以太公为主祀，令诸将祭拜时深思：太公能得周室信任，非因他能打仗，是因他‘懂进退、知君臣’。如今朕杯酒释兵权，非不信诸将，是怕诸将忘了‘守道’——若有一天，君失道，臣可去；但君行道，臣必忠，这才是太公传下的‘君臣之道’。谁敢学‘三监之乱’，违逆正道，便是太公的罪人！”
南宋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