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红顶商人，晚清首富）：“其商道可学，其格局当追”
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垄断江浙丝茧，对掌柜们说，满是对管仲“商业智慧”的推崇：
“世人都知管仲是‘政治家’，却少有人懂他是‘商道之祖’——他‘煮海为盐’垄断盐业，再销往诸侯各国，这是‘掌控上游资源、打通下游渠道’；我垄断江浙丝茧，再与洋商议价，用的就是他的‘垄断之术’。他设‘女闾’吸引商人，让临淄成‘国际商港’，这是‘造平台、聚人气’；我在杭州开‘胡庆余堂’，既卖药救人，又靠‘真不二价’的口碑聚客，本质都是‘以信立业、以客为本’。他‘盐铁官营’不是‘独占利益’，而是‘国家与商人分利’，我‘协助左宗棠办洋务’，既赚商人的钱，又帮朝廷筹军饷，也是‘官商共赢’——管仲能‘以商强齐’，我也想‘以商助清’，可惜如今洋人入侵、朝廷腐败，我纵有管仲的商道，也难挽大清颓势。他是‘商辅政’，我是‘政助商’，格局终究差了一层！”
战国
孟子（儒家亚圣，思想家）：“其功可赞，其道可斥”
孟子在与弟子论及“春秋五霸”，对管仲的评价带着鲜明的儒家立场，语气中满是“批判大于认可”：
“管仲辅齐桓‘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是他的‘功’——避免诸侯混战，让百姓少受战乱之苦，这点不可否认。可他的‘道’，全是‘权术’而非‘仁政’：他靠‘盐铁官营’敛财，靠‘女闾招商’逐利，眼里只有‘强国’，没有‘教民’——孔夫子说‘仁者爱人’，若百姓只知‘逐利’而不知‘仁义’，纵使齐国富强，又有何用？齐桓‘弃射钩之仇’看似‘大度’，实则是为‘霸业’而用管仲，并非真懂‘尊贤’；管仲明知齐桓晚年昏聩，却不早做打算，只在临终谏言，这是‘失职’！我主张‘行仁政，王天下’，管仲那‘霸术’，不过是‘以力服人’，终究不如‘以德服人’长久——他是‘霸者之佐’，绝非‘仁者之臣’！”
他承认管仲的“功业”，却坚决批判其“背离儒家仁政”的路径，认为管仲的“务实”本质是“重利轻义”，与儒家理想背道而驰。
三国
周瑜（东吴大都督，军事家）：“其兵略可鉴，其魄力当学”
周瑜在辅佐孙权谋划“联刘抗曹”时，与鲁肃谈及管仲的军事智慧，语气中满是“军事家的共鸣”：
“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将百姓编为‘轨、里、连、乡’，平时务农、战时为兵，这是‘兵民合一’的精髓——既保证兵源不缺，又让士兵熟悉配合，比单纯‘强征壮丁’强百倍！我在东吴训练水军，也让士兵‘农闲时练兵，农忙时耕种’，既不耽误农时，又能提升战力，用的就是他的思路。他‘北伐山戎、南征楚国’，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伐山戎前先探清地形，征楚国前先找‘不贡包茅’的道义借口，这是‘谋定而后动’——如今曹操率百万大军南下，我们不能硬拼，得像管仲那样‘找时机、借外力’（联合刘备），才能以少胜多。只是管仲有齐桓‘绝对放权’，我虽得孙权信任，却仍有张昭等文臣质疑‘抗曹’，若能像管仲那样‘掌绝对军权’，何愁曹操不破？”
他从军事家视角点赞管仲“兵民合一、谋定后动”的策略，更羡慕其“掌军权无掣肘”的境遇，暗合自己“联刘抗曹”需“集中兵权”的诉求。
唐朝
柳宗元（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制度可嘉，其局限当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