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在撰写《封建论》，借管仲的行政改革谈“中央与地方关系”，分析中带着“辩证的理性”：
“管仲‘叁其国伍其鄙’，将齐国划分为‘国’（都城）与‘鄙’（郊区），各设官员管理，这是‘破除分封、走向集权’的开端——比西周‘分封诸侯、各自为政’先进得多！他‘三选制’选官，不问出身只看能力，打破‘世卿世禄’的桎梏，让平民有机会入朝，这是‘选官制度’的进步。可他的改革，终究‘不彻底’：他虽划分行政区域，却仍保留贵族封地；虽选贤任能，却未废除‘卿大夫世袭’——这就像齐国的‘集权’，只是‘表面文章’，未触及根本。如今唐朝‘藩镇割据’，根源就是‘地方权力过大’，若当年管仲能彻底‘废分封、行郡县’，或许春秋就不会有‘诸侯争霸’的乱局。他是‘改革的先驱’，却因‘妥协于旧势力’留下隐患，这是后世改革者该警惕的！”
他肯定管仲“制度革新”的进步性，却批判其“妥协性”带来的局限，更借管仲的教训讽喻唐朝“藩镇问题”的根源。
宋朝
司马光（史学家，《资治通鉴》主编）：“其才当敬，其德当疑”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齐纪》，与助手刘攽讨论管仲，评价中带着“史学家的严谨与保守”：
“管仲的‘治国之才’，古今少有——他能让贫弱的齐国‘九合诸侯’，靠的不是‘运气’，是‘盐铁官营’的精准、‘兵民合一’的高效、‘尊王攘夷’的战略，这些都该写入史书，供后世借鉴。可他的‘个人品德’，实在不敢恭维：早年与鲍叔牙经商‘多分利’，虽有鲍叔牙辩解‘家贫’，却也显其‘私念’；从军‘多次后退’，纵是‘奉养老母’，也难掩‘怯懦’之嫌；辅佐公子纠失败后，不‘以死明志’，反而设法回到齐国投靠政敌（齐桓公），这是‘背主求荣’！孔夫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管仲一生都在‘逐利’（为齐国霸业、为自身权位），虽成就大功，却算不上‘君子’。后世治国，若学管仲‘之才’，需先正‘己德’，否则纵有一时之功，也会因‘德不配位’埋下祸根——齐桓晚年失势，不就是管仲‘重才轻德’埋下的隐患？”
他认可管仲的“治国能力”，却严守儒家“德为先”的标准，批判其“私德有亏”，认为“德才兼备”才是贤臣的终极标准。
明朝
海瑞（清官，政治家）：“其政利民可学，其权变不可取”
海瑞任应天巡抚推行“一条鞭法”，在《兴革条例》中谈及管仲，态度中带着“清官的刚正与坚守”：
“管仲‘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肥力收税，不让百姓‘苦乐不均’，这是‘利民之政’——我如今清丈土地、平均赋税，就是学他‘不欺贫民’的本心。他‘盐铁官营’为的是‘充实国库、减少苛捐’，而非‘中饱私囊’，这与我‘革除陋规、严惩贪腐’的初衷一致。可他的‘权变之术’，我绝不学：他设‘女闾’招商，虽是‘为了齐国’，却终究是‘诲淫诲盗’，违背‘教化百姓’的根本；他‘以甲兵赎罪’，看似‘灵活用刑’，却让‘富人犯罪可免，穷人犯罪难逃’，破坏‘法律公平’。为官当‘刚正不阿’，像管仲那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纵能成事，也会‘失了民心’。我推行改革，只靠‘公平’‘廉洁’，不靠‘权术’‘妥协’——虽不如管仲那般‘快速见效’，却能让百姓‘心服口服’，这才是‘长久之策’！”
他肯定管仲“利民”的核心，却坚决反对其“权变妥协”的手段，坚守“清官”的道德底线，认为“正道直行”比“快速成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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