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史记》，最看重‘人物本心’——诸葛亮受刘备托孤，明知刘禅昏庸，还‘鞠躬尽瘁’到死，这份忠，比文种对勾践、伍子胥对夫差还纯粹，够得上‘世家’的分量。但他也有‘愚’处：明知蜀汉国力不如曹魏，还硬要北伐，把百姓拖进战乱，这不是‘为国’，是‘执念’；手握大权却不替蜀汉‘换主’，非要守着‘臣不欺君’的规矩，最后让蜀汉跟着刘禅一起亡，这不是‘尽忠’，是‘迂腐’。我要是写他，会把这份‘忠’和‘愚’都记下来，让后人知道：贤臣不仅要忠，更要懂‘审时度势’。”
杜甫（唐代诗人）：“其志感天地，其悲动千古”
“我漂泊西南时，常去武侯祠凭吊——‘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两句写的就是他的一生：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他便用一辈子报这份知遇之恩，从隆中对到五丈原，从治蜀到北伐，没半点懈怠。最让我心疼的是他的‘悲’：北伐五次，次次希望又次次落空，最后累死在军中，连‘还于旧都’的梦都没圆；死后蜀汉很快灭亡，他毕生守护的汉室，还是没保住。我写《蜀相》，就是想替天下人说句公道话：这样的贤臣，就算没成大事，也该被千古传颂。”
王安石（北宋改革家）：“其‘治’有章法，其‘变’少魄力”
“我推行变法，讲究‘破祖宗之法，立当世之规’；诸葛亮治蜀，其实也在‘变’——他删改蜀汉旧律，搞军屯、兴水利，把益州从贫瘠之地治得能支撑北伐，这份‘治世章法’，跟我搞青苗法、募役法的思路一样，都是‘务实’。但他缺‘破局的魄力’：明知刘禅不行，却不敢‘换主’；明知北伐靠硬拼没用，却不敢‘联吴灭魏’再争天下；明知蜀汉世家掣肘，却不敢像我那样‘严惩豪强’。他太怕‘失了忠臣名’，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蜀汉衰落，这点比我差远了——我就算被骂‘拗相公’，也敢把变法推到底。”
王阳明（明代思想家）：“其‘心’够坚定，其‘知’未行透”
“我讲‘知行合一’，核心是‘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诸葛亮的‘良知’很正：他知道‘兴复汉室’是善，便一辈子去做；知道‘安抚百姓’是善，便治蜀时轻徭薄赋。但他的‘知行’没合一：他‘知’刘禅扶不起，却没‘行’‘废庸主立贤君’；‘知’北伐耗国力，却没‘行’‘休养生息再图后计’；‘知’手下缺能臣，却没‘行’‘放权培养接班人’。他被‘忠君’的‘知’绑住了‘行’，最后只能‘出师未捷身先死’，要是能懂‘变通即良知’，结局或许会不一样。”
曾国藩（晚清名臣）：“其‘勤’我不及，其‘刚’我不如”
“我生平最看重‘勤’与‘刚’——勤能补拙，刚能成事。诸葛亮‘事必躬亲’，连‘罚二十板’都亲自管，这份勤，我天天熬夜批奏折也赶不上；他南征孟获时‘七擒七纵’，非要让对手心服，北伐时面对司马懿的嘲讽也不退缩，这份‘刚’，我平定太平天国时也学过——哪怕被石达开逼到绝境，也没敢退。但他有个毛病：太‘傲’，总觉得自己能扛下所有事，不放心把权交给别人，最后把自己累死。我后来学会‘分权’，让李鸿章、左宗棠帮我，才撑住了晚清的局面，这点比他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