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太‘轴’了——苏轼说新法‘伤民’，他不听；地方官说‘执行难’，他也不管，只认‘新法本身对’，却忘了‘因地制宜’。朕推新政，也会根据地方情况改法子，哪会像他这般‘一刀切’？真用他，得让他多去地方看看，别总在朝堂上拍脑袋，不然再好的法，也会被‘硬执行’搞坏。”
清高宗乾隆：“其‘干事’之劲可学，其‘越界’之嫌当防”
“朕治天下，既要‘稳’，也要‘干’，王安石‘敢干事、不怕得罪人’的劲，比我手下那些‘只会迎合’的臣子强——他硬推新法，想帮北宋变强，这份‘不混日子’的态度，值得学。
但他错在‘敢跟皇帝叫板’：宋神宗犹豫变法，他就‘罢相’施压；还说‘祖宗不足法’，这是忘了‘君臣本分’——朕手下的刘墉、纪晓岚，再能办事，也不敢‘跟朕讨价还价’。真用他，得让他明白‘君是君、臣是臣’，新法怎么推、推到哪步，全听朕的，他只准‘跑腿干活’，敢有半分‘越界’，就把他贬去偏远地方，绝不能让他‘说了算’。”
商鞅（战国·法家代表）：“其‘破旧’之勇可嘉，其‘驭下’之能不足”
“我推商鞅变法，靠的是‘律法至上、令行禁止’，王安石敢改北宋‘三冗’旧制，硬推青苗、募役诸法，这份‘不畏旧势力’的魄力，跟我有几分像——他想‘强国家、控财权’，本质是‘法家治世’的思路，比那些‘守祖宗之法’的腐儒强百倍。
但他最大的错，是‘驭下无方、执法不严’：青苗法本是‘抑豪强’，却让地方官搞成‘强制借贷’；保甲法本是‘强军事’，却成了‘扰民之举’。我当年变法，有‘徙木立信’立威信，有‘严刑峻法’防走样，哪会像他这般‘好法办坏’？若他在秦国，我会让他掌‘变法之策’，再派李斯帮他‘定律法、督执行’，先治住‘乱改法的官’，再谈‘利民强国’。”
司马光（北宋·史学家、旧党领袖）：“其‘忧国’之心可谅，其‘祸民’之过难恕”
“我与介甫（王安石字）相交多年，知他‘以天下为己任’，绝非‘贪权逐利’之辈——他见北宋积弱，想通过变法扭转危局，这份初心，我懂，也敬。早年我们同修《资治通鉴》，常为‘治世之道’争论，却从无‘私人恩怨’。
但他的变法，实在‘急功近利、不顾民生’：青苗法的利息越收越高，成了官府‘盘剥百姓’的工具；募役法按资产收钱，逼得穷人流离失所。我多次上书劝他‘缓行新法、多听民声’，他却只认‘法本身对’，不听‘执行之弊’，甚至说‘天变不足畏’，这是‘蛮干’！后来我废除新法，非‘针对介甫’，而是‘救百姓于水火’——变法若伤民，再宏大的理想，也成了‘恶政’。”
苏轼（北宋·文学家、官员）：“其‘志’可叹，其‘术’可议”
“介甫的‘富国强兵’之志，我向来敬佩——他不想靠‘岁币换和平’，不想让北宋一直‘积贫积弱’，这份‘家国情怀’，比那些‘混日子的官员’强太多。当年我在杭州任上，见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实绩，也真心觉得‘新法有可取之处’。
但他的‘变法之术’，太‘刚’太‘偏’：只想着‘快推快成’，却没考虑‘地方差异’——北方百姓缺粮，青苗法或许有用；南方百姓本就富裕，强行借贷反成负担。他还‘听不进不同意见’，我写《上神宗皇帝书》提建议，他却把我贬去黄州，这是‘堵言路’！改革该像‘治河’，既要‘疏淤’，也要‘防溃’，介甫只知‘硬疏’，忘了‘防溃’，最后‘洪水伤民’，可惜了他的一腔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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