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明代·改革家）：“其‘破局’之勇我敬，其‘失衡’之失我戒”
“我推行‘一条鞭法’，深知‘改革必遭旧势力反对’，王安石当年面对‘士绅、旧党’的围攻，仍敢硬推新法，这份‘不避嫌怨’的勇气，我打心底佩服——他是‘真改革者’，不是‘借改革谋名’的伪君子。
但他的教训，我必须引以为戒：其一，‘用人不当’，吕惠卿这类‘投机者’混入新党，最后‘内斗毁法’，我当年用戚继光、潘季驯，必选‘品行端正、务实干事’之人；其二，‘不顾平衡’，只重‘国家增收’，忽视‘百姓承受力’，我推‘一条鞭法’，既‘简化赋税’帮国家增收，也‘减轻民负’，不让‘好法变恶政’。改革不是‘孤胆英雄的游戏’，得‘懂平衡、会用人’，介甫缺的，正是这两点。”
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其‘救时’之心可嘉，其‘治标’之失可鉴”
“明末‘积弊’与北宋相似，我深知‘改革迫在眉睫’，王安石‘直面危机、敢想敢干’的态度，比那些‘空谈义理’的理学家强——他不做‘太平官’，愿当‘破局人’，这份担当，值得后世学。
但他的变法，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北宋的核心问题是‘土地兼并、皇权过度集中’，他却只在‘财政、军事’上修修补补，没敢碰‘土地制度’的根本；他想‘靠皇权强推新法’，却没‘唤醒民间力量’，最后新法随皇权动摇而失败。明末若只学他‘治标’，不‘改制度根本’，再多次变法，也救不了天下。介甫的教训告诉我们：改革若不‘触根本、顺民心’，终究是‘昙花一现’。”
曾国藩（晚清·名臣）：“其‘实干’之劲可学，其‘刚愎’之失当戒”
“我办湘军、推洋务，靠的是‘扎硬寨、打硬仗’，王安石‘为变法熬心费力’，哪怕朝野反对也不退缩，这份‘实干不避难’的劲，跟我思路一致——他不是‘纸上谈兵’的书生，是‘真刀真枪干实事’的官员，比晚清那些‘只会迎合的庸臣’强百倍。
但他‘刚愎自用’的毛病，太误事：听不进司马光、苏轼的劝，把‘不同意见’当‘敌对声音’，最后‘孤立无援’；用吕惠卿这种‘小人’，却没察觉其‘争权之心’，最后‘新党’内斗，变法崩盘。我当年带兵，常听胡林翼、左宗棠的建议，哪怕意见不合也‘商量着来’；用人必‘观其品行’，绝不用‘投机取巧’之辈。介甫的经历证明：再大的理想，也得‘容人、识人’，不然‘独木难支’，终会失败。”
荀彧（东汉末·曹魏谋臣）：“其‘忧国’之心可嘉，其‘背道’之过难容”
“我一生守‘奉主匡扶汉室’之节，更信‘治世当循儒家礼法’。王安石倒好，放着‘仁政爱民’的传统不学，偏搞‘青苗法’‘市易法’，把官府变成‘放利的商人’，这是‘与民争利’，背离了儒家‘藏富于民’的根本。
他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更是大错——祖宗之法虽需调整，却不能全盘否定；天道民心虽需体察，却不能以‘变法’为名肆意违背。若他在曹魏，纵有‘理财’之才，我也绝不会让他掌政——怕他用‘强国’之名，行‘伤民’之实，最后动摇天下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