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太‘恃刚’，不懂‘术’的重要性：弹劾权贵只知‘硬刚’，不会‘借力打力’；跟君主争理只知‘直言’，不会‘委婉进言’，这容易触怒君权、得罪豪强，反而让‘惩贪护民’的事难成。治国需‘法’，更需‘术’，包拯缺了‘用术’的智慧，只能做个‘清官’，成不了‘能臣’。”
王安石（北宋·改革家）：“其‘护民’初心与我同，其‘守成’之念难同路”
“我推新法，只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包拯‘断案护民、疏河解患’，这份‘以民为本’的初心，与我一致——他见不得百姓受冤、权贵欺压，比那些‘漠视民生’的守旧派强，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但他太‘守成’，只知‘惩贪纠错’，不敢‘破局改革’：北宋的积弊在‘三冗’，不在‘个别贪官’，他盯着‘拆违建、弹权贵’，却没看到‘制度不改，贪腐难绝’的根本。我推青苗法、市易法，是想从根上帮百姓，他若在，怕是会因‘新法有瑕疵’而反对，我们虽都想护民，却走不到一条路上——他是‘治世的清官’，不是‘救世的改革者’。”
司马光（北宋·史学家）：“其‘廉直’之节当传，其‘激进’之举当慎”
“我编《资治通鉴》，最重‘为官廉直、处事稳重’，包拯‘拒私砚、不贪财’，‘弹权贵、不徇私’，这份‘廉直’，是后世官员的榜样，该写入史书，让后人知‘廉耻’、明‘是非’。
但他做事太‘激进’：拆权贵违建不先‘查实情、讲道理’，一上来就‘一刀切’；弹劾张尧佐不先‘顾全君主颜面’，非要在朝堂上‘争到面红耳赤’，这容易‘激化矛盾’，扰了朝局稳定。治国如‘烹小鲜’，需‘稳’字当头，包拯的‘廉直’要学，但他‘不顾大局的激进’，得引以为戒——清官做事，既要‘守原则’，也要‘知轻重’，才能真正护得朝堂安稳、百姓太平。”
林则徐（清代·民族英雄）：“其‘敢碰硬’之劲可学，其‘视野’之限可鉴”
“我禁烟抗英，靠的是‘敢碰硬、不妥协’，包拯‘弹权贵、惩贪腐’，哪怕面对君主也不退缩，这份‘刚劲’，跟我当年‘虎门销烟’的决心一样，值得敬佩——他若在晚清，定不会怕那些‘贪腐的官员、弄权的权贵’，能帮着整顿吏治，比那些‘畏缩不前’的庸臣强。
但他的‘视野’太窄，只盯着‘地方司法、个别贪腐’，没看到‘制度性积弊’：北宋的问题不是‘缺个包拯’，晚清的问题也不是‘缺个清官’，若只靠‘个人廉直’，不‘睁眼看世界、改制度弊端’，再多个包拯，也救不了国家。他是‘好官’，但救不了‘病入膏肓的时代’——这不是他的错，是时代的局限，也该让后世明白：救国需‘清官’，更需‘有视野、敢改革的能臣’。”
陶行知（近代·教育家）：“其‘为民做主’之念可赞，其‘替民做主’之式当思”
“我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核心是‘让百姓能做主’，包拯‘废门牌司、让百姓直接告状’，这份‘想让百姓少受委屈’的心意，值得肯定——他不像那些‘摆官架子、堵百姓言路’的官员，懂得‘百姓需要便利’，这是他的进步。
但他终究是‘替民做主’，不是‘让民做主’：他帮百姓断案、替百姓争利，却没想着‘教百姓懂法、让百姓能自己维权’。就像教育，不是‘老师替学生学’，是‘教学生自己学’；治国也不是‘清官替百姓做主’，是‘让百姓能自己做主’。包拯的‘为民’是‘仁政’，却不是‘民权’——这是他的时代局限，也该让后世思考：真正的‘为民’，是‘赋能百姓’，不是‘包办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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