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那张无形的网似乎越收越紧，成了周瑾瑜和顾婉茹生活中挥之不去的背景音。最初的警惕和测试阶段过去后，他们进入了更漫长、也更磨人的“表演期”。
每天清晨，周瑾瑜会在固定的时间起床，洗漱，吃顾婉茹准备的早餐——通常是稀粥、咸菜，偶尔有个煮鸡蛋。他会翻阅当天的报纸，主要是《大北新报》和《滨江日报》，关注上面的官方消息和战报（当然是经过粉饰的）。出门前，他会和顾婉茹说几句家常话，声音不高不低，正好能让可能存在的窃听设备听清。
“今天天气冷，多穿点。”
“晚上我想吃白菜炖豆腐。”
“好，我早点回来。”
对话平淡得像白开水，没有任何信息量，却充满了生活气息。这是演给监听者听的“正常夫妻日常”。
然后他下楼，对楼下那个已经眼熟的“烟贩”微微点头——这是周瑾瑜故意为之，一种“我知道你在，但我无所谓”的姿态，反而能让对方有些无所适从。他会步行一段，然后乘坐固定的有轨电车去防疫总部。路上，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至少两拨人在交替跟随。他不再刻意测试甩脱，而是保持稳定的节奏，甚至会在某个固定的烟摊买一包“老巴夺”香烟（他平时几乎不抽，但会买来散给同事），或者在报亭和老板闲聊两句天气。
在防疫总部，他的工作一如既往地“认真负责”。处理文件，参加会议，去下属科室检查防疫措施，一切都符合一个勤勉的伪满官员形象。他甚至“主动”向他的日本上司小野寺汇报了一次关于冬季流行感冒预防的加强方案，得到了几句敷衍的表扬。他知道，小野寺或许也受到了某种暗示，对他保持着一种礼貌而疏远的观察态度。
中午，他通常去总部附近一家叫“老独一处”的饺子馆吃饭。这是多年的习惯。他会点三两饺子，一碗饺子汤，慢慢吃完。监视者通常会在外面守着，或者也进来吃饭，坐在不远不近的位置。周瑾瑜从不看他们，自顾自吃饭，有时会带一本医书翻看。
下午继续工作，然后准时下班。回家的路线略有变化，但大体固定。他会去菜市场，买一些顾婉茹交代的蔬菜，偶尔买条鱼或一点肉。讨价还价，挑挑拣拣，完全是一个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男人。监视者混在人群中，记录着他购买的物品、接触的摊贩、甚至停留的时间。
顾婉茹的日子同样在严密的“剧本”中度过。她上午收拾屋子，洗衣服（在公寓公共的洗衣房，那里也可能有眼睛）。中午简单吃点，下午有时去教堂坐一会儿，有时去邻居家串门，聊的都是物价、孩子、家长里短。她温婉的笑容，得体的谈吐，赢得了周围太太们的好感，也成功塑造了一个无害的官员太太形象。
但压力是实实在在的。顾婉茹的神经性胃痛越来越频繁。发作时，胃部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隐隐作痛，伴随轻微的恶心，没有食欲。她偷偷去看了中医，开了些调理脾胃、疏肝解郁的草药，回来自己煎服。药很苦，但她一声不吭地喝着。
周瑾瑜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表面上不能有丝毫异常。他只能在晚上，在浴室哗哗的水流声中，紧紧握住她的手，低声问：“今天又疼了？”
“还好，喝了药好多了。”顾婉茹总是这样回答，苍白的脸上努力挤出笑容。
“再坚持一下。”周瑾瑜的声音低沉而坚定，“我们正在摸清他们的规律。清水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强度的监视，他的人会疲沓，会露出更多破绽。而且，我感觉到，他铺开这张网，除了监视我们，可能也在等别的什么。”
“等什么？”顾婉茹问。
“等我们犯错，或者……等我们和外界联系。”周瑾瑜眼神锐利，“他可能怀疑我们有别的渠道，或者在策划什么。这张网，既是囚笼，也是诱饵。他想看看，会不会有鱼来碰网。”
顾婉茹明白了。所以他们必须更加小心，不仅自己不能出错，还要防止任何可能与他们有联系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撞进这张网里。这让他们不得不暂时冻结了与那几个“种子”的一切联系，连之前约定好的、极其隐蔽的间接信号都停止了。这是一种煎熬，担心那些年轻人的安全，也担心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火种会熄灭。
精神上的弦始终紧绷着。顾婉茹发现自己开始对一些细微的声音过度敏感——楼道里的脚步声、隔壁的关门声、甚至窗外乌鸦的叫声，都会让她心跳加速，下意识地停下手中的动作，侧耳倾听。晚上睡觉也变得很浅，稍有动静就会惊醒。她的眼下出现了淡淡的青黑色。
周瑾瑜的情况稍好，他受过更严酷的训练，心理承受能力更强。但他也明显感觉到一种无处不在的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个动作，甚至每露出一个表情，都要经过下意识的审核：这符合“周瑾瑜”的身份吗？会被解读出别的含义吗？这种持续的自我审查，极其消耗心力。
一天下午，顾婉茹从教堂回来，在公寓门口遇到了住在楼下的李太太。李太太是个热心肠但有些嘴碎的家庭主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