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着走着，就到了洛阳石化的大门口。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穿着工装的员工从门里进出，热闹得像当年一样，只是再也看不到那个背着工具包、拎着蓝色水杯的身影，也再也听不到他打来的、让我送水杯的电话。
我想起他在这里上班的日子。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起床，推着那辆黑色的永久牌自行车出门，车后座绑着装满工具的帆布包，锄头把、花剪柄从包里露出来，车把上总挂着一个深蓝色的搪瓷水杯——杯身印着“洛阳石化”的字样，边缘磕掉了一块瓷，是他用了十几年的老物件。每天出门前，他都会拿着水壶，把水杯灌得满满当当，拧紧盖子才放心，可偶尔还是会忘。
有段时间，他总在上午十点多给我打电话，电话里的声音带着点不好意思的急促，还夹杂着远处油锯的嗡鸣声或锄头碰撞地面的轻响：“孩子，爸今天又忘带水杯了，你要是在家，能不能给我送过来？”一开始我还会在电话里抱怨：“爸，你怎么老忘啊？自己的东西都不上心！”电话那头他只会嘿嘿笑，连声说“忙忘了，忙忘了，下次肯定记着”。
次数多了，我心里的不耐烦越来越明显，直到有一次我骑着车把水杯送到石化门口，远远就看见他站在花坛边，手里拿着花剪给月季修剪残枝，指尖沾着泥土，袖口也蹭了不少草屑。看到我来，他赶紧放下花剪，在裤子上蹭了蹭手，快步跑过来接水杯，手指碰到杯壁时，我才发现他的手带着点凉意——应该是刚给花浇完水，没来得及擦。他拧开杯盖喝了一大口，又把杯子紧紧攥在手里，笑着说“还是我家孩子贴心”，说完就匆匆跑回花坛边，拿起花剪继续干活，连让我多待一会儿的功夫都没有。
那时候我才突然愣住，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以前总觉得他忘带水杯是粗心，却从没想想他每天要背着沉甸甸的工具包，围着大庆路和各个社区的绿植转，用锄头松土、用花剪修枝、用油锯处理枯枝，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也从没在他晚上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时，主动接过他手里的工具包和空水杯，给他倒一杯温热的水。现在每次看到家里的搪瓷杯，我都会下意识地往里面加满水，仿佛他下一秒就会推门进来，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拿着花剪，笑着说“还是孩子贴心”，可转身却只剩下空荡荡的房间。
从石化回来，我回了老房子。打开门，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是他常用的那瓶茉莉花香皂的味道，淡淡的，却格外亲切。墙角还放着他当年用的帆布工具包，里面的锄头、花剪都还在，锄头把被他握得光滑，花剪的刀刃上还能看到细微的使用痕迹，我轻轻摸了摸锄头把，仿佛还能感觉到他手心的温度。
我轻轻推开他的房间门，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张老旧的木床上。床是他和母亲结婚时买的，床头的木头上刻着简单的花纹，床垫有些凹陷，是他睡了几十年压出来的形状。以前每天早上，他都会早早起床，叠好被子，把枕头摆得整整齐齐。晚上看完电视，他会坐在床边，揉一揉因为握锄头、举花剪而酸痛的胳膊，然后慢慢躺下，打开床头的小台灯，看一会儿报纸。有一次我生病，晚上发烧，他就坐在床边守着我，时不时用手摸我的额头，给我盖好被子。我迷迷糊糊中，能感觉到他的手很温暖，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现在床上铺着干净的床单，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可我总觉得，他还躺在那里，闭着眼睛，呼吸均匀，就像只是睡着了一样。
我走到书桌旁，拉开椅子坐了下来。这是他常坐的凳子，木质的椅面被他坐得光滑，边缘有些磨损，却很结实。我刚坐下，就想起小时候，他常坐在这张凳子上，教我写作业。我趴在书桌上，他坐在旁边，手里拿着铅笔，一笔一划地教我写自己的名字。他的手很大，握着我的手，慢慢写，嘴里还念叨着“横要平，竖要直”。有一次我写不好，急得哭了，他就放下笔，把我抱在怀里，说“别急，慢慢来，爸爸陪着你”。现在我坐在这张凳子上，能感觉到椅面传来的微弱温度，就像他还坐在我身边，用温暖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背。
房间里很安静，阳光慢慢移动，照在书桌上的相框上。相框里是他的照片，穿着藏蓝色的外套，肩上扛着锄头，笑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看着照片，突然想起他常说的一句话：“只要你们好好的，我就放心了。”原来他从没有离开过，他藏在世纪广场的广场舞旋律里，藏在石凳上那句关于“信任与伤心”的叮嘱里，藏在大庆路两侧被他用锄头松过土、用花剪修过枝的绿植里，藏在同事们那句“老杨是个宝”的称赞里，藏在洛阳石化门口那辆挂着水杯、绑着工具包的自行车影里，藏在我后来每一次主动加满水的搪瓷杯里，也藏在那张老旧的木床、带着温度的凳子上，藏在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陪着我，走过一天又一天。
我轻轻抚摸着凳子的扶手，就像小时候他抚摸我的头一样。那一刻，我知道，他的温暖和叮嘱，会一直留在我心里，永远不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