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回队长把他叫到办公室，拍着桌子问：“张自忠！你这油又去哪了？这个月都第三回了！”毛蛋叔搓着手，脸涨得跟猪肝似的，支支吾吾半天，憋出一句：“油嘛，烧了呗！难不成我喝了？要是酒，我倒能陪您喝两口！”队长被他气笑了：“你这理由倒是新鲜！说吧，怎么办？”毛蛋叔立马从口袋里摸出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递了过去——是早就备好的检查。
后来听毛蛋叔的同事说，他文化浅，小学没念完就辍学了，写检查比开货车还难。每次都得拉着队里的文书躲到墙角，小声求：“兄弟，帮我写份检查，多写几份，下次我给你带洛阳的牡丹糕！”文书纳闷：“写这么多干啥？”他嘿嘿笑：“领导训话不就那套？先骂两句，再让交检查，我多备着，下次他刚要发火，我就把检查递过去，他立马没话讲！”往后日子，村里人见了毛蛋叔就打趣：“张毛蛋，今天兜里揣着几份检查啊？”他也不恼，拍着口袋笑：“备着呢，有备无患！”有一回他给队里拉化肥，半道上拖拉机没油了，他又匀了些油，回来队长刚要开口，他“啪”地掏出检查，队长看了半天，憋出一句：“你这检查，比我闺女的作业还工整！”
海叔听着毛蛋叔的笑话，总笑着摇头，手里摩挲着从武汉带回来的搪瓷缸——缸子上印着“劳动光荣”，边缘磕了个小口，却是他的宝贝。后来张爷爷跟我讲，海叔跑运输有个怪习惯：跑固定路线就去固定饭店。比如从武汉到上海，中途总在昆山国道旁那家“家常菜馆”吃饭，一吃就是五年。我妈当时说：“定是那家干净，你海叔爱讲究。”可我后来想着，海叔哪是爱讲究，是想多省点钱。
去年我去上海出差，特意绕到昆山找那家菜馆，门面不大，门口挂着块褪色的幌子，老板是对安徽夫妻。我点了碗海叔常吃的番茄鸡蛋面，才知道一碗只要三块五，比别家便宜五毛钱，菜量还足。老板说：“以前有个武汉来的货车司机，每次都来，总说‘多加点面，下午要开长途’，结账时总把硬币攥得紧紧的，说‘能省一点是一点’。”我听着心里发酸，忽然懂了：海叔哪是爱讲究，是想多省点钱，偷偷塞给张爷爷，或是给小怡买本新童话书——他开货车跑遍大半个中国，方向盘里转的，不只是路，还有心里头装着的一家子。
可就是这样拼命省钱的海叔，后来还是出了毛病。大概是小怡上高中那年，我听我妈说，海叔在跑长途时突然胃疼得直冒冷汗，送到医院检查，说是胃癌。我妈叹着气：“你海叔就是太省了，饿了也不随便找地方吃饭，非要等到固定的那家菜馆，常年饥一顿饱一顿，胃哪能扛得住？”那时候我才明白，海叔所谓的“讲究”，不过是老一辈人刻在骨子里的省——对他们来说，省下一块块，不是小气，是面对生活的底气，是能给家人多添一件新衣、多买一斤肉的实在。
那年冬天，海叔还是走了。小怡抱着海叔的旧烟袋，在他的灵前哭了很久，说“爸爸再也不能陪我去看长江大桥了”。毛蛋叔也来了，蹲在角落里抽着海叔留下的烟丝，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他红着眼眶说：“老张这辈子，省了一辈子，却没享过几天福。”
如今海叔的搪瓷缸还摆在张爷爷的八仙桌上，缸子上的“劳动光荣”依旧清晰。毛蛋叔也退休了，偶尔还会骑着电动车去洛阳石化转悠，兜里却再也不用装检查了，只是每次回村，都会给张爷爷带一包好烟丝。去年我回村，见毛蛋叔和张爷爷坐在老槐树下抽烟，毛蛋叔说：“现在跑长途的司机多好，饿了就能找服务区吃饭，哪用像咱当年那样硬扛？”张爷爷点点头，手里的烟袋锅冒着烟：“你海叔要是能赶上现在的日子，也能多活几年。”
风掠过老槐树，叶子沙沙响，我忽然想起海叔说过的话——烟锅里的火星像老家的星星。原来那些星星，不仅照亮了他跑长途的夜路，也照亮了老一辈人在苦日子里攒下的暖：他们省吃俭用，不是不爱自己，是把所有的爱都藏在了“省”里，藏在了给家人的每一分钱、每一份牵挂里。而那些藏在烟袋里的思念、装在兜里的检查、省下来的一块半块，终究都成了乡愁里最沉、也最暖的念想，在岁月里轻轻晃着，提醒着我们，日子是怎么从苦里，熬出甜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