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之孽缘
太平镇往西十里，有个李家坳。村里的李金凤，是个乍看寻常，细瞧却有几分特色的女人。她个子不算高，脸蛋白白净净，两道眉毛生得浓黑整齐，最让人印象深的，是她那副嗓子——粗喉咙大嗓门，说话声洪亮得很，有时候隔着半条村道喊人，不知情的还以为是哪个汉子在吆喝。
金凤嫁的是同村的付国华，一个老实巴交的汉子，平日里话不多，却有着庄稼人骨子里的勤恳与踏实。婚后没两年，金凤就生了个大胖小子，小家伙虎头虎脑，哭起来嗓门跟金凤有得一拼，逗得一家人合不拢嘴。为了给家里多挣点钱，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孩子断奶后，付国华就收拾了行囊，跟着村里的务工队南下打工。他没什么大本事，只能在工地上搬砖扛水泥，干的都是最累最苦的活，可他从不抱怨，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一点够自己糊口，其余的全都一分不少地寄回家里。
一年到头，付国华也就逢年过节才回来一趟。孩子小的时候，金凤守在家里，喂奶换尿布，夜里哄睡，白天洗衣做饭，忙得脚不沾地，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倒也没什么别的心思。她心里盼着的，就是付国华年底回来，能给她带一身城里时兴的衣裳，给孩子带几盒好吃的糖果。
等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公公婆婆主动揽下了接送的活儿，每天清晨准时把孩子送到村口的幼儿园，傍晚再把蹦蹦跳跳的小家伙接回家。金凤一下子就闲了下来，白天家里空荡荡的，只有院子里的老母鸡在踱来踱去，日子过得寡淡又乏味。
街坊邻居的婶子们见她整日闷在家里，便常喊她去村口的麻将馆凑角儿。起初金凤还扭捏着不肯去，架不住婶子们三番五次地撺掇，想着反正闲来无事，去玩玩也无妨，便跟着去了。麻将馆里烟雾缭绕，吵吵嚷嚷，牌友们吆五喝六，倒也驱散了不少寂寞。一来二去，金凤就成了麻将馆的常客，牌技也渐渐练得纯熟起来。也就是在这个麻将馆里，她认识了邻村的汪一河。
汪一河二十出头，长得眉清目秀，嘴甜会说话，是麻将馆里的常客。他瞅着金凤一个人在家寂寞，又生得有几分姿色，就主动凑上来搭话。打完麻将，他会殷勤地帮金凤拎包，目送她走到村口才转身；知道金凤喜欢吃村口小卖部的糖糕，隔天就起个大早，揣着热乎乎的糖糕等在麻将馆门口；后来两人加了微信，汪一河更是变着法子献殷勤，今天发个“早安”的小红包，明天转个“买杯奶茶”的零花钱，没过多久，又送了一部崭新的智能手机给金凤。
金凤长这么大，除了结婚时付国华送过她一枚银戒指，就没再受过谁这般细致的讨好。付国华常年在外，两人联系全靠手机，说的也都是柴米油盐的家常话，“孩子乖不乖”“庄稼长得好不好”“工地上活累不累”，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偶尔还会因为钱不够花、孩子生病这些事拌嘴，日子过得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
汪一河的出现，就像一汪活水，淌进了金凤平淡乏味的生活里。他会说甜言蜜语，会夸她人美心善，会把她捧在手心里。金凤享受着这份突如其来的殷勤，享受着那种被人捧着的激情，渐渐的，和汪一河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微信上的聊天记录从寥寥几句变成了彻夜长谈，话也越来越暧昧。
纸终究包不住火。在一个月色朦胧的深夜，麻将馆散场后，汪一河送金凤回家，走到村外的玉米地旁，借着酒劲，他拉住了金凤的手。金凤的心怦怦直跳，犹豫了片刻，终究还是没有挣脱。那一夜，两人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自从第一次破了防线之后，他们便像挣脱了束缚的鸟，开始频繁在县里的各家宾馆约会。那些藏在县城角落的小宾馆，房间不大，陈设简单，却成了金凤逃避现实的隐秘角落。在这里，她不用再想柴米油盐，不用再惦记远在他乡的丈夫，不用再操心调皮捣蛋的孩子，只需要做一个被人疼爱的女人。
一次午夜，窗外的霓虹透过窗帘缝隙，在房间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晚风裹挟着一丝凉意，从半开的窗户吹进来。金凤靠在汪一河的肩头，指尖轻轻划过他的手背，忽然轻声问道：“你是真心喜欢我吗？”
汪一河搂紧了她，下巴抵着她的发顶，语气笃定得不容置疑：“是。我对天发誓，对你百分百真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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