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到谈话氛围的变化，林彦斟酌着字句，谨慎地提出了他的想法。他刻意避开了任何可能被视为“施舍”的表述。
“张女士，不瞒您说，我家在海外有些产业，一直有心为延续故国文脉尽些心力。我们设想设立一项文化基金，旨在支持像您这样的大家，能更无后顾之忧地进行创作。形式可以是预付版税，或是专项的研究资助。”他停顿一下，观察她的反应，见她并未露出不悦，才继续道，“另外，香港的出版环境或许更为灵活。我们在香港有些许人脉，若您有作品，或可代为引荐相关的出版商。当然，文章价值，最终还需由您的大作本身说话，无人可以担保。”
他又补充道：“我在香港恰有一处闲置的公寓，环境尚可，若您不嫌简陋，或许可作为一处安静的创作寓所。租金可按市情商议，定不会让您为难。”他强调的是“文化支持”与“等价交换”，竭力维护着她的尊严。
然而，张爱玲听完，只是缓缓摇了摇头，神色平静而坚定：“林先生的美意，我心领了。但我与赖雅在此处，清静度日，已习惯了自已安排一切。写作这件事，”她指了指书桌上那叠手稿，“说到底是独自面对一张白纸。外在环境的好坏，与纸上的乾坤，并无必然的关联。香港……太热闹了，不适合我。”
这拒绝在林彦意料之中，却依然让他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他看到的不是清高孤傲，而是一种在清贫与困境中，依然顽强保持精神独立和创作自主的“人道”力量。这种力量，比他修炼的“天道”更为复杂、坚韧，也更贴近“人”的本质。
他没有坚持，而是尊重地点点头，从怀中取出一张只印有姓名和一个纽约信箱地址的简洁名片，轻轻放在茶几上。“我明白了。无论如何，请您收下这份心意。日后若需查阅什么罕见的中文典籍，或是在出版往来间有些琐碎事务需要人跑腿，请务必不必客气。这仅仅是一位读者，所能想到的、最微不足道的支持。”
张爱玲看了一眼名片，这次没有拒绝，只是淡淡说了声：“多谢。”
拜访在一种略显感伤却充满敬意的氛围中结束。林彦起身告辞，张爱玲送他到门口。
就在林彦转身欲离开楼道时，他的神识敏锐地捕捉到，公寓楼斜对面的街角，有一个身影在两人开门时迅速隐入了阴影之中。那身影带着一种窥探的意味，不似寻常路人。
林彦脚步未停，心中却是一动。看来，这位选择远离喧嚣的作家，她的生活也并非全然平静，应该是遇上了什么麻烦。他并未回头，但已然将这件事记在了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