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作坊的烈焰终被扑灭，焦黑的残骸如同帝国肌体上一道狰狞的伤疤，在黎明微光中兀自冒着青烟。展昭带回的“霹雳火炮”图纸完好无损，几名负隅顽抗的西夏间谍头目，包括那名身手不凡的高手，或毙于剑下，或擒入囚笼。而顾长卿——或者说，那个名为“执笔人”的幽灵——选择在火焰中自我终结，将他所有的秘密与过往，付之一炬。
表面看来，这是一场毋庸置疑的胜利。危机解除，利器保全。
然而，捷报尚未焐热，朝堂之上的暗流已汹涌而至。
“包拯此举，虽保图纸，然动静过大！城郊爆破，火光冲天，百姓惊扰，议论纷纷！岂不知暗中查访，徐徐图之？”一位素来与包拯政见不合的御史，在早朝时率先发难，语调抑扬顿挫，充满了对“体统”和“稳定”的关切。
“不错，”另一位官员立刻附和，“为擒几个宵小，闹得满城风雨，若非及时扑救，恐酿成大祸！开封府行事，是否过于酷烈，有失朝廷体面？”
指责如同冰冷的雨点，并非针对他办案的结果，而是聚焦于他办案的过程。“多事”、“酷烈”、“有失体面”——这些词语被反复提及，构建起一个不顾大局、行事鲁莽的形象。他们巧妙地避开了间谍网络本身的危害，转而强调包拯行动带来的“次生灾害”。甚至有人隐隐将矛头指向更早的慈恩院案，暗示包拯专挑“体面人”下手，其心可诛。
在清理作坊废墟和审讯俘虏的过程中，公孙策发现了一些更为令人心寒的证据。几封残缺的密信，以及从顾长卿遗物中破解的密码片段，隐约指向朝中某位位高权重的官员。并非直接参与间谍活动，而是以一种更隐晦、更冷酷的方式——他似乎早已察觉这个西夏网络的部分活动，却选择默许，甚至在某些环节提供了“便利”，意图借西夏之手，铲除军器监内属于政敌派系的官员，或者，希望在“恰当”的时机“揭露”此案，以此作为打击政敌、攫取权力的筹码。
国家的安危，边防的利器，在某些人眼中，不过是权力棋盘上可以随意利用、交换的棋子。
“大人，这些线索……”公孙策将整理好的卷宗递给包拯，声音低沉，“指向太深，若继续追查，恐非开封府所能承受。”
包拯看着那些语焉不详却指向明确的证据，沉默良久。他感到一种深切的无力，比面对凶残的敌人更加沉重。敌人就在朝堂之上，披着朱紫官袍，口诵圣贤文章，却行着比外敌更令人齿冷的勾当。他掌握了线索，却无法将其变为铁证，更无法撼动那盘根错节的保护网。
数日后，仁宗皇帝在偏殿单独召见了包拯。没有朝堂上的剑拔弩张，只有君臣二人。皇帝的神色复杂，有关切，有赞赏，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疲惫。
“包卿，此番辛苦了。”仁宗的声音温和，“你之忠勇，朕深知。保全火器，功在社稷。”
包拯躬身，并未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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